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3/6页）

和韦伯太太这样普通的、坚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没有埋怨命运的权利。

吉姆，我的前夫，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他冰凉的泪水把我从昏迷中唤醒，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束鲜花在摇晃。当吉姆再次捧着一束花来看我时，我能坐起来了。能坐起来，我就一定要读书，吉姆的大衣口袋里果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犹太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写的《我的一生》。我完全沉浸到书里，与犹太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悲惨命运、与他们的生死抗争同悲同泣，护士多次惊讶地走过来问：“梅女士，再给您加一些止痛药好吗？您不需要强忍，按医生的规定，您的止痛药剂量还剩下很多。”我摇头谢过护士，我并没有强忍，而是沉浸在书中，完全忘记了手术伤口的疼痛。

犹太人能走出集中营，我难道不能走出医院，走出癌症吗？——我嘴里没说，心里这么认定。心里认定的，就一定要去做。

专心、静心养病，当我这样下定了决心，伤口就恢复得很快。2000年12月30日，大手术后第12天，连伤口的线都没有全部拆完，在我的请求下，医生同意我出院了。我没能在家过圣诞节，更渴望在家过新年，我要回家。12月31日，时任全德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的姜大源老师打来电话，他是极少几个知道我生病的人之一，他关切地问：“你出院了吗？能自己走动了吗？我们非常希望你来大使馆参加新年音乐会，如果能来，我到大门口接你。”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稍微化了化妆，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大使馆。众多的熟人中，只有个别人发现了：“梅，你的脸色不大好，你瘦了很多。”在整场音乐会中，我必须时不时抚摸我的伤口，我的精神却异常好，那是手术后我第一次在硬椅子上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我的电脑椅子上，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要以工作开始。

从我走进医院做癌症大手术到出院，仅仅用了12天。当我出院时，我的伤口部分拆了线，还有一部分要过些天才能拆。2000年，新千年岁末，我出院了。医院里没有钟声，外面有钟声，全世界都在敲响钟声，是新千年的钟声。吉姆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没有死。

人因为一脚踏进了死亡的门槛，所以更明白要怎么活着。我不想死，我想听着2000年最后的钟声，开启一段新的生命征程。

虽然，癌症大手术后，我的身体终生致残了。

带着伤痛重返工作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计算机前工作，伤口还在疼痛，我拿一个柔软的枕头抚着伤口。其实我的心情很激动。

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全国举办了“翔云杯”儿童绘画作品比赛，从两万多幅参赛作品中挑选出了100幅优秀作品，想要将它们带到柏林来展览，我为他们联系了柏林艺术大学——世界上最高、最著名的艺术殿堂之一。孩子们的作品将在柏林艺术大学展出。届时，十多位学生和十多位教师组成的代表团将参加开幕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即将到达。

将100幅作品的名称翻译成德语；

将100幅作品的作者姓名、年龄、性别，用中德两种文字做成标签；

将100幅作品的小作者的学校名称翻译成德语，让参观者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民族。

一幅幅欣赏着孩子们率真、大胆又技艺高超的画，就像看一幅幅祖国的山山水水，昔日民俗、今日风貌，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时时沉浸在感动与欣喜的泪水中。

2月初，代表团三十多位成员一起到达了柏林。

在代表团到达柏林的当天，我在接待代表团的忙碌中，还抽空赶往柏林的卡迪威商店为孩子们买了礼物。

当时卡迪威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店，6层楼，商品应有尽有。从一层的化妆品、首饰，一直往上有男女时装、图书、光盘、电器、餐具、家具及厨房用具。顶楼的美食廊不错，坐在棕榈丛下，繁华的市容尽收眼底，不远处即是“断头教堂“——”二战”中毁于盟军战火，反而产生了一种残缺的美和震撼力——历史与现实交织，仿佛就从杯底的咖啡中流过……

卡迪威有一个角落，我敢打赌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钟情于它、爱恋它、利用它，而且十多年后卡迪威重新装修布局时这个角落真的不存在了。当年，3层图书区有一小片卖旧邮票的地方，那里有相当多的邮票是按重量来卖的，50克、100克、200克、500克，有各种分类：德国的、东欧的、西欧的、亚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昆虫的、人物的、“二战”前的，“二战”后的等，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张邮票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张邮票都是一个特色的构图，最重要的是，每一盒邮票里都会有几十甚至几百张邮票，只需要花几个到几十个马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元人民币，我喜欢去给孩子们挑邮票。包装盒不让打开，我只能从主题和盒子的透明塑料膜窗口中看到部分邮票，我抚摸着一盒盒邮票，把盒子晃来晃去，以便里面更多的邮票在透明塑料膜窗口中轮流呈现出来，那一张张邮票图案变成了代表团的孩子们争抢邮票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孩子们惊讶和欢快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