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第2/4页）

她把水墨画挂在墙上，欣赏了一阵，又回到桌前。她两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盯着里面的茶，像是想从中找出几句话来说。我惊讶地发现，她手上的青筋已经开始显露出年龄的痕迹了。最后她带着一丝伤感说：“未来带给我们的东西真是令人好奇啊。小百合，你一定要小心，永远不要期望过高。”

我相信她是对的。如果接下来几年我不再指望延有朝一日能原谅我的话，我会过得轻松得多。最后我不得不放弃询问豆叶他可曾问起过我，我极度痛苦地看到她叹了口气，久久地，悲哀地看着我，仿佛在为我的奢望而感到遗憾。

我成为会长情妇后一年的春天，他在京都东北角买下一栋豪华住宅，把它命名为“富真疗养所”。它本是为招待公司的贵宾，但实际上会长用得比谁都多。他和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那里共度，有时还次数更多。他最忙碌的时候，来得很晚，我和他聊天，他只想泡在热水缸里，然后就睡着了。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傍晚时分来的，或者稍迟一些，我们边聊边用晚餐，看着仆人点亮花园里的灯。

通常会长一来就会聊一阵子工作。他会跟我说一件新产品有什么问题，装载零件的卡车又出了什么事故，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然是乐意安坐倾听，我很清楚，会长对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知道，而是为了把这些事从头脑里清理出去，就像把水倒出水桶一样。因此我倾听的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的语调。水倒出来，声音会更响，会长也一样，我听着听着，就发现他的音调柔和下去了。这时候，我就换过话题，不再谈工作上的正经事，而是随便讲些别的，比如他清早上班路上的事啦，几天前我们在疗养所看的电影啦，我从豆叶那里听来的趣事啦——豆叶有时候晚上会过来陪我们。不管怎么说，先把会长的脑子清空，然后再用愉快的话题让他放松，这个过程虽然简单，但效果就如同把湿毛巾晾在太阳下晒干一样。他刚来时，我用热毛巾给他洗手，他的手指僵硬得像沉重的树枝，但我们聊上一会儿后，它们就如同他睡觉时那样优雅地蜷曲了。

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晚上陪伴会长，白天随便干些什么来打发时间。1952年秋天，我陪会长去美国，那是他第二次访美。前一年冬天，他也去过，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说他首次理解了富裕的真正含义。举个例子，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在特定时间才能用电，但美国的灯火是昼夜不熄的。我们都为京都新建的火车站骄傲，因为它的地面是用水泥浇铸而成，而不是老式的木板，但美国火车站是用坚硬的大理石铺地。会长说，即使在美国的小镇上，电影院都和我们的国家剧院一样宏伟，而公共浴室到哪里都一尘不染。最令他惊讶的是，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冰箱，一个普通工人只需一个月的收入就足以买下，而在日本，则需要一个工人十五个月的工资，极少有家庭买得起。

总之，如我所说，会长让我陪他踏上第二次访美旅途。我独自坐火车到东京，然后和他一起飞往夏威夷，在那里过了几天惬意的日子。会长给我买了件泳衣，那是我的第一件泳衣，我穿着它坐在沙滩上，头发整齐地垂在肩膀上，就像周围的女子一样。夏威夷让我奇怪地想到了天见，我担心会长也会想到，但即使如此，他也没说什么。我们离开夏威夷又去了洛杉矶，最后来到纽约。以前除了电影中的镜头，我对美国毫无了解，并不怎么相信纽约真有那些摩天大厦。最后当我住进华尔道夫大酒店时，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周围都是山一般高的大楼，下面是平整洁净的大街，我就觉得在我看到的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亲的怀抱，我以前从未离开日本，住在纽约这样陌生的城市只会让我害怕。大概是会长的热情帮我找到了一种积极的心态。他有间房主要用于办公，但每晚都和我呆在另一个套间里。我睡不惯那里的床，半夜醒来时常发现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拉开薄纱窗帘，俯视公园大街。一次凌晨两点钟，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窗口，让我看一对在街角路灯下亲吻的年轻人，看他们的穿戴是刚从舞会上出来。

此后三年里，我随会长又去了两次美国。白天他接待业务，我则和女仆一起逛博物馆，去餐厅，还看了场美妙的芭蕾表演。奇怪的是，我们在纽约找到的几家日本餐馆之一居然是我在战前就认识的一位祇园厨师在经营。一天下午午餐时分，我在他餐馆后面的私人房间，接待了几位多年不见的人，有日本电讯公司的副社长；新上任的日本总领事，他曾任神户市市长；京都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我像是又回到了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