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

瓦尔曾说过,她有点儿像斯特拉·达拉斯。是的,但也不完全像。她的女儿并没有嫁给某个“富二代”,没有住在歌舞升平的豪宅里。瓦尔一直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但她没有哭泣。

如果她是斯特拉·达拉斯就好了。如果她可以哭泣就好了。我想,如果有那一天,事情就可以缓和,一切就能够被软化,恢复如初。我是这么想的,但这也是事后的想法。

事实是,她失去克丽丝了。面对痛苦,她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酷,她知道,这种痛苦不会很快过去,而且,数年之内还会煎熬着她。她觉得,在她和克丽丝这样的亲密关系中,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克丽丝太过依赖她了。父母的某些错误,是有助于孩子成长的,不管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本来就不称职。瓦尔这么坚强,又这么聪明,所以,她似乎是故意的。当然,她可以让克丽丝回到她的怀抱,但她没有那么做。剩下的事,就顺其自然吧。她告诉米拉:“我没什么能为克丽丝做的,除了去死,但我不想那么做。”

她偶尔给克丽丝写信,但没有回音。瓦尔写的不是真正的信,因为她已经越界了。这一点,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

道德虽好,却也是有界限的。人们要一起生活,道德就是约束他们的一套准则,它使人们形成集体,并使得集体利益最大化。但对那些已经越界的人没用,他们也不会在乎。比如,几年前,一架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幸存者们最后沦落到食人肉维生。这引发了所谓的道德问题。或许这也谈不上真正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谁能有答案?你可以宣扬教条,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搬出权威;你可以辩论到死,但依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的丈夫和孩子被纳粹分子杀死了,而你因为还能出卖肉体而活了下来,你走在阿根廷的街道上,看到那个曾经关押过你的集中营的长官,你口袋里有一支枪——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你的手指正在扳机旁,而你看见了这个男人……你会怎么做?有些事,你无法将它分类,无法判断,只能由那些想实践或被迫要实践的人去亲身实践。这些人从不在乎后果。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不在乎。坐在这里,看阳光透过窗户倾泻进来,桌上放着一杯冰茶,望着远处的海面,在沙滩上散步,写那些不会在乎后果的人的故事,多么惬意。不过,真有这样的人吗?是否就连最好战的人也在乎后果——哪怕他的灵魂已经伤痕累累,哪怕他的希望已被摧毁,甚至在他开着坦克去撞墙,开着飞机去撞航空母舰的时候,也曾有片刻想过,这也许是一场终会结束的噩梦,或许他能被拯救,能回到家,坐在炉火旁,端起那盏茶,拍拍坐垫,笑谈那些陈年旧事,一边笑着,一边抹去眼角的泪水……

哦,天哪。有什么用?我写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我尝试说出真相,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思索许久,想象那种极端情境,在人类的一般认知之外,那种和普通人没有关联的情境,其他人就无权评判深陷那种情境中的人了。可就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一只冰凉而令人战栗的生物刺了一下我的脊椎,往上爬到我的大脑里,告诉我,所有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境,所有人都是。

可是,如果是那样,人们岂不是就连最简单的故事也讲不出来了?我放弃。我再也不能往下想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讲述,讲述,讲述。当然,我要尽我所能,去讲述,讲述,讲述。我要告诉你接下来的故事,把它讲完为止。它还没有完,永远不会完。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故事结束的唯一原因。

从芝加哥回来后,瓦尔变得很古怪,变得陌生、疏离而冷漠。女人们有各自的生活要忙,也就不经常来找她了。克丽丝很消沉,变得很难相处,伤害了她们的感情。她们不清楚事件的整个经过,但因为在瓦尔家里,性并不是禁忌的话题,她们以为克丽丝不过是受惊了,很快就会好的。瓦尔没给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打过电话,她们觉得和她日渐疏远。

米拉可能是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觉得很愧疚,一直想去看望她们。可她又怕见瓦尔。她刚认识瓦尔时,瓦尔就告诉她一些她没想过的事情,也不管她想听不想听,她预感到这次也会一样。而且这次的预感更加强烈了。她怕见瓦尔,仿佛瓦尔得了某种致命的传染病似的。可终于有一天,她还是逼自己给瓦尔打了电话。瓦尔心不在焉地说,她在家。

瓦尔穿着牛仔裤和衬衫。她瘦了,脸庞不再丰满,而是变得坚硬、棱角分明,看上去老了许多。她的头发灰白。这些改变并不明显,可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