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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节放假的时候，我从比萨回到那不勒斯，我在小花园里遇到了卡门，她向我诉苦。“我真蠢，”她哭着说，“他当兵的时候，我一直在等他。我太傻了，我从早到晚一直拼命干活，就为了几个小钱。”她说这一切都让她很厌烦，没有任何过渡，她忽然就骂起了莉拉。最后她甚至说，莉拉和米凯莱·索拉拉有一腿，因为有人看到他在卡拉奇家的房子周围转悠。“戴绿帽子，大把的票子，”她很气愤地说，“她就是靠这个过活。”

关于尼诺，她没有说任何一个字。城区的人居然不知道她和尼诺的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安东尼奥在那几天跟我讲了他打了尼诺，还有他让恩佐去接莉拉的事，但他只跟我说了，我确信，他一辈子除了对我说过这件事，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讲过。其余的事情，我是从阿方索那儿听到的。在我不断的盘问下，他跟我说，听玛丽莎说，尼诺去米兰上学了。通过他们，星期六做弥撒时，我在大路边上偶然遇到了莉拉，让我觉得有一丝欣喜的是：关于她的生活，我知道的比她还要多些。通过我知道的这些事实，很容易推测出她把尼诺从我这里抢走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在她消瘦的身体上，简直像一个肿瘤。她的脸也不像其他孕期的女人那样充满光彩，而是脸色发青，颧骨上的皮肤有些紧绷发亮，她变丑了。我们俩都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

“你怎么样了？”

“很好。”

“我能摸摸你的肚子吗？”

“摸吧。”

“那件事情呢？”

“哪件？”

“伊斯基亚岛的事。”

“已经结束了。”

“真遗憾。”

“你在做什么？”

“上学，现在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所有我需要的书，还有一个类似于男朋友的人。”

“类似于？”

“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弗朗科·马里。”

“做什么的？”

“他也在学习。”

“你戴的这副眼镜真好看。”

“这是弗朗科给我买的。”

“这件衣服呢？”

“也是他买的。”

“他很有钱？”

“是的。”

“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学习怎么样？”

“拼命学呢，假如学习不好的话，会被开除的。”

“你要当心一点儿。”

“我很当心。”

“你命好。”

“哎。”

她说她七月会生产，有一个医生给她定期做检查，就是那个建议她去海边的医生，一个医生，而不是城区的一个接生婆。“我很害怕孩子，”她说，“我不想在家里生孩子。”我看书上说，最好在医院里分娩。她微笑着，抚摸了一下肚子，说了一句不是很明确的话：

“我还在这里，只是为这个。”

“怀着孩子，感觉很幸福吧？”

“不，我觉得很讨厌，但我乐意。”

“斯特凡诺很生气吗？”

“他想相信对他有利的事情。”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有段时间我发疯了，我去比萨找你去了。”

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很惊异地说：

“在比萨？我和你？”

“是的。”

“假如他问我，我就这样说？”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

我们告别了，说我们会通信，但我们从来都没有通过信，我也没有打听她生孩子的事。我时不时会冒出一种邪恶的念头：我希望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让那个孩子没法被生下来。但我马上就会打消这种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