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说一下《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