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有责的责（第2/2页）

单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或会觉得顾炎武认为人人都有保全礼义廉耻的责任——这似乎成了一种外向的要求。然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即使每个人都登高而呼“我们都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天下风气也未必见得就此清净。综观顾氏的意思，这“匹夫有责”的根本，应是“行己有耻”，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行为，属于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并不鼓励躁进。

也有人把这句话笼统解读为人人都有责任为天下出一分力。这更非顾炎武本意。顾炎武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起这种责任。在《生员论》一文中，他描述了明末的社会状况：读书人受朝廷的利禄吸引，汲汲于成为生员，进入体制内以保养身家；但这些人只将精力放在研习科考文章以及织结关系网上，往往治国乏术，没有能力承担起治理、保卫国家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这个知识群体缺乏实学，却喜欢诟病当局，所论不切实际，导致当权者厌恶他们，于是出台更多苛刻的政策以限制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后进的士人更是只为利禄而读书，学风因而更加空疏浮躁，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正是由于“耻经生之寡术”，顾炎武早早就决意不再参加科考，退而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遍阅历代史册，游历全国做实地考察，每到一个关隘，就访问当地的老兵，询问详情，借此修正或补充历代典籍的不足。顾氏是真正做到了道德、学问、文章紧密一体的，他在世时就名扬天下，其著述惠泽至今，绝非幸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在“行己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