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高、岑和边塞诗

唐初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间，国力强盛，疆域扩大，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引起了人们对边塞生活的关心，当时一般有雄心壮志的文人，由于感到前面的出路较为宽广，大都意气风发，十分活跃。他们不仅想通过科举、干谒步入仕途，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向往边塞军旅生活，希望有所作为。这一时期，唐朝统治者虽然也发动过一些不义战争，但当时大多数发生在边境上的战争仍是防御性的、正义的。因此他们这种要求建立边功的愿望和理想是积极的，表现了当时普遍推崇的英雄气概，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正是建安风骨的核心内涵。

开元天宝年间，边塞已成为人们共同注意的题材，许多文人都有过边塞生活的经历。大量优秀的边塞诗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这些诗歌颂了广大战士英勇抗敌的精神，描绘出祖国边塞辽阔壮丽的风貌，揭露了汉族和外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进步文人重振国威的理想和各族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比起以前的边塞诗来，内容更加丰富深广。在艺术上，盛唐边塞诗继承建安诗“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风骨，又吸取了六朝诗善写离愁别怨的长处，形成了悲壮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开朗的意境，为盛唐诗增添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在边塞诗的写作方面，高适、岑参的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此外，李白、杜甫、王维等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杰作。王之涣、崔颢、王翰等则以少量名篇博得了不朽的声誉。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蓚（今河北沧县）人。半世蹉跎不遇，混迹渔樵，浪游燕赵、梁宋一带。40岁后才得一尉官，不久辞去。后来在哥舒翰幕中掌书记。安史之乱后任西川节度使，官至散骑常侍。

高适是盛唐诗人中的达者。但他因为有过长时期贫困沉沦的生活经验，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现实，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比较了解，因而能够写出一些反映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揭露和抨击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如《东平路中遇大水》描写农村遭受水灾后触目惊心的惨象；《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反映农民为旱灾租税所迫而贫苦无告的生活；并提出了“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的问题，把“农夫无倚著”与“圣主当深仁”（《东平路中遇大水》）联系起来，形成了比较实际的清平之治的理想：“奸滑唯闭户，逃亡归种田。……皆贺蚕农至，而无徭役牵”（《过卢明府有赠》）。正是出于这样的思想感情，他不肯充当统治者剥削人民的爪牙，写下了他的名篇《封丘作》：“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州县官吏：“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少府旅宦秋中》）。这样的思想深度在开元诗中是相当少见的。

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旧唐书》本传），颇有政治才干。他的名篇《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都充满豪士侠客的肝胆意气。《别韦参军》、《别董大》虽写别情，却透露出前程万里的信心。高适这种满怀理想而又关心现实的思想性格也同样体现在他的边塞诗里。他曾两次北上蓟门，对边塞的现状和士卒生活有实际的观察。《蓟门五首》里，他描写士卒的游猎生活，歌颂他们的高昂斗志，同时也反映了军中的厌战情绪，并对头白尚未建功勋的老兵寄予深切的同情，对朝廷纵容降胡、养痈遗患的做法提出中肯的批评，指责统治者处理和战关系缺乏远见。对边事的忧虑更激发了高适“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的豪情，也使他增添了“能使勋业高，动令氛雾屏”（《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的自信。

高适的边塞诗大多采用长篇咏怀式的五言古诗，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将边塞见闻、功名志向、不遇的感慨和对边事的议论糅合在一起，除上述诸作外，比较典型的还有《答侯少府》、《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东平留赠狄司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等，都写得浑厚质朴，不以文采华美见长，而以雄风豪气取胜。

他还有一部分边塞诗采用七言歌行，既保留了初唐歌行内容丰富复杂的长处，又除去其堆砌繁芜的弊病，气势沉雄，音调流畅。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