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忧乐到心头范仲淹（第3/4页）

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每年交战，宋军每战必败。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并请知延州（今陕西延安）。

宋代对军事的忽视在与外族作战中被充分暴露出来。范仲淹到任之后惊奇地发现，宋军很多骑兵竟然不会披甲上马，射手们射出的箭竟然就落在一二十步开外。“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王伦反叛的时候，一些州县官弃城而逃，朝廷要全部诛杀这些人，范仲淹就指出：“朝廷平时讳言武备，敌人来了却要官员为国家而死，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在他据理力争之下，这些守令得以保住性命。

面对西夏的崛起和宋朝军事的衰朽，范仲淹认为应该固守边关，坚壁清野，使敌军无隙可乘，于是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部属。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臣们却还高叫出击。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进攻西夏军队，好水川和定川寨的两战，损失兵将一万余人。节节失利之下，宋仁宗被迫放弃了主动出击的战略，而采用范仲淹固守边隘的主张。

范仲淹将延州建设成西北边境坚不可摧的堡垒，西夏人把他称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以前频频丧师失地的范雍，还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雄兵”。

范仲淹是北宋少有的了解军事的大臣，皇帝对他十分倚重。当时大将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敌人大举入侵，关中震恐，百姓纷纷逃亡山中。范仲淹率领六千士兵从邠州、泾州驰援。定川之败的消息传到朝廷时，仁宗指着地图对左右说：“如果范仲淹能够出兵救援，我就无忧了。”后来范仲淹出兵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大喜说：“我就知道范仲淹是可用之才啊！”

但是，这样的坚守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也就在这里，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的边关，已不再有“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战功，也不再有“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豪迈。衡阳的大雁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而驻守边关的将士却不知何时能够回到故乡。暮色渐起，戍角悲鸣，层峦叠嶂之下，孤城紧锁，天地一片怆然。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悲凉，这样的无奈，这位坚强的男人的凛凛生气却没有被湮没。即使是悲，也不愿是悲哀，而宁愿是悲壮；即使是被迫退守孤城，心里也总挂念着建功立业。明代沈际飞说，“燕然未勒”句，悲愤郁勃，那些穷塞主哪里能有这样的词句！（参见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的确，真正伟大的作品，需要有伟大心灵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心灵，不是醉生梦死、蝇营狗苟之辈能拥有的。当文人们还沉醉在花间的旖旎、婉约的柔情之中的时候，范仲淹用一首词撕裂了漫天的花雨，露出了青黑色的天幕，宋词的那一个辉煌的时代，即将到来。

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事实上范仲淹一生中从未到过岳阳楼。滕子京请他写文章的时候，范仲淹刚因为“庆历新政”失败，而被贬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市）。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夏局势有所缓和，范仲淹被调回东京，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此时，北宋官僚机构越来越冗余，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实行改革。范仲淹很快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包括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官推荐人做官、严密贡举制度、修整武备等十条改革建议。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范仲淹罢免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一次，枢密副使富弼有些担心地说：“您这样勾掉了官员的名字罢免他们，恐怕他们一家人都会痛哭啊！”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路是宋代的行政单位之一）

“庆历新政”和很多改革一样，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于是，也和很多改革一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仅仅一年，在巨大的压力下，宋仁宗宣布废除一切新政，并将范仲淹贬到了邓州。就在这时，滕子京请求范仲淹为重新整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

坐在邓州的花州书院里，范仲淹写下了这篇名垂后世的《岳阳楼记》。此时，他眼前也许浮现出了屡次被贬途中的悲凉，远谪遐荒时的痛楚，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这样的心情，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断然不能写出的。也许词人又想起了自己多次被重新起用时的志得意满：把酒临风，宠辱偕忘，其喜洋洋者也。面对想象中浩荡的湖水，范仲淹终于明白了，人生总要历尽磨难，尝尽痛苦，但是，在更高的维度面前，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男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这更高的维度，便是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作为一个士人，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于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穿越千山万水，从邓州的这个小院里，传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响彻在这碧水蓝天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