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编（一）词坛纪事（第3/3页）

关于“豪放” 一辞的含义，代表们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豪放并非不守绳墨、有如无鞚野马，也不是不谐音律、狂放怪诞；只有在“妙算毫厘得天契” 的基础上，才能自由挥洒，表其逸怀浩气，以涤荡振刷的革新气概和有为而作的求实精神，形成清雄绝世的风格，超妙入神的气度，恢宏浑沦的意象。豪放属于刚性美的范畴，但在词国并不能平分秋色。刘勰论风格有八体之分，皎然有十九字之辨，司空图更标举二十四诗品，词虽门小而径狭，豪放、婉约之外，还有清空、质实的疏、密之分，清人陈廷焯析唐宋词为十四体，今人詹安泰也有八种风格之说。因此，豪放、婉约的“两分法” 是绝对化、简单化的表现，到会同志认为，破除这种“两分法” ，是将宋词风格流派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要前提，也是撰写词史必须注意的。

与豪放、婉约相关的，就是词论史上争论很久的正变问题。词在兴起之时，就以柔丽为宗，以后婉美一类又占压倒多数，因而多数词家、论家、选家以婉约为正，但也有些人以刚美为正。到会同志认为，诗三百篇的风、雅，有正、变之称，是依时代区分的，不含轩轾之意，而论词的正变，则有正统、正格和旁门变格之别，自有抑扬。从词史上看，婉美派在先，且为多数，可视为正，刚美派在后，且为少数，可视为变，“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后盛” ，能这样看待正变，才能真正认识词体嬗变的实际，才是公允之论。

二 关于词的诗化问题

依我国论词的传统见解，常以音律协洽作为“当行” 的标尺，苏轼词因音律的原因，被看成“要非本色” ，属于“别格” ，自李清照的《词论》严分诗词畛域以来，词“别是一家” 之说，历来为多数论者引述。但是，与重豪放、轻婉约相应，解放以来的意见是无保留地肯定诗体词，过分贬抑严守乐律、系于音乐的曲子词。近年来，又有强调诗词严格分野之势。

有的代表认为，我国的诗歌史充分证明了诗、乐互为表里的事实，但有“选词以配乐” 和“由乐以定词” 的不同途径。词最初是配乐的曲子词，但至北宋中叶，逐渐出现应歌的曲子词和案头的诗体词的分野。虽然李清照感叹词“知之者甚少” ，但这种不尽依宫调声情的诗体词，实是代表了词的发展趋势，将词从歌席酒筵导向广阔的社会。有的代表更进而指出词的诗化开创了新的道路，尤其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所作的爱国主义战歌成为词坛的基调和主流，因而南宋前期的词风值得充分肯定，而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后期词作，在脱离现实同时，又将词拉回严守乐律的道路，无疑是形式主义之风。

有的代表认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二者美学性格有别，和诗比较，词有文小、质轻、径狭、境隐的特点，因而确有体性的不同。词是较为纯粹的抒情诗，有特殊的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有难以代替的艺术韵味。词主要体现阴柔之美，应以空灵蕴藉、烟水迷离为极诣。因此，言志咏怀入于词，就有滞重或劲健之感，倚声的特质既失，柔婉的风貌亦去，倘等同于诗，就势必失去词的特点。因而，词的诗化虽有扩大题材、提高意格之功，也有销蚀词美之过。至于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后期词，更不能简单否定，它之回到词的“缘情” 本位，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较之于“诗化” 而流为贲张叫嚣之习的辛派末流来，姜夔等人的作品更为历代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上述两个较为集中的问题外，到会同志提供的论文较多涉及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和评价。除所论较多的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欧阳修、陆游、纳兰性德而外，还有过去较少论及的秦观、叶梦得、吴文英、袁去华等人。关于词派和内容分类的研究，有早期文人词、南宋前期词、婉约词、南宋风雅词、宋代咏物词、清代阳羡派等论文。词论研究的论文，涉及王国维的境界说、况周颐词境说、“重、拙、大” 说、李清照《词论》、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此外，还有探讨词的起源与形式，选声择调与词调声情，双拽头结构的专文，还有札记、考证、版本论略、词律改革芻议等。

五天的会议，进行得团结、热烈而友好，大家交流了研究成果，进行了争鸣，展望了前景，感到收获很大，任务很重。由于代表们的强烈愿望，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词学会筹委会。大家热切盼望第二届词学讨论会于适当时候召开。

（邓乔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