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6/13页）

根据《卫报》（Guardian ）对CEO薪酬进行的年度调查，富时100指数所涵盖的公司高管收入近年来分别增长了16%、13%、28%和37%（2006至2007年）；而在这段时间内，通货膨胀率很少高于2%。大公司CEO的平均收入（包括分红在内）约为290万英镑。在审视了经验性研究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基本不存在关联；该组织指出，过高的薪酬很可能源自高管在议价时占据的主导地位。

大企业的薪酬远胜于公共部门。在美国，在上市公司就职的20名薪酬最高者的收入几乎达到了非盈利部门20名薪酬最高者的四十倍，以及20名薪酬最高的将军或是联邦政府内阁秘书的200倍。

看上去似乎是主要产业的去国有化，加之大批原本由会员掌控的互助会、房屋互助协会、储蓄互助会和信用合作社的私有化，导致收入差距如图表16.1和16.2所示那样日益扩大。在转制成为盈利性公司后不久，CEO和其他高管的薪水往往都能大幅提升，这也许正是英国的不平等状况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加剧的部分原因。英国电信公司于1983年被私有化，英国天然气公司于1986年被私有化，随后许多大型公司都于1987年被私有化。从一国范围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与私有化进程同样是同步的。

如今，不少大公司的权势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根据附加值列出的最新榜单中，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29个是跨国公司。在2000年海外资产最多的200家跨国公司中，埃克森公司的附加值最高（630亿美元）。在这份新榜单中，埃克森公司排在第45位，这意味着其经济规模相当于智利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位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之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则相当于突尼斯、斯洛伐克和危地马拉等国。

其他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估算，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半数都是跨国公司，通用汽车的经济规模大于丹麦，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于波兰，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大于委内瑞拉，索尼大于巴基斯坦。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91年在《人权》（The Rights of Man ）一书中抨击了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之类似，这些生产性资产实际上同样掌控在极其富裕的极少数人手中，使得我们自认为实现了真正民主的说法如此苍白无力。

在潘恩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尚处于初始时期。作为平等与民主等价值观的倡导者，他抨击的主要是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君主。他似乎认为市场制度（当时的参与者主要是小贩和工匠）将一直保持小型、平等的性质，因此能够与民主制相容。如果他能够预测到，今日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掌控的财富及非民主的权势将远胜于当年的贵族，他肯定也会将这些大公司列为自己抨击的对象。如果不讨论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聚集了财富、权势与特权的堡垒，那么我们就无法讨论应该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苏联和东欧等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进行的国有制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这种试验的目的在于尝试解决生产性权力愈发集中于私人之手这一问题。然而，将生产性权力集中于国家之手，不仅效率常常极低，而且会导致腐败，使得人们的基本自由和公共生活遭到侵犯。这一试验的失败似乎令我们感到，在标准的资本主义模式之外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使得我们无法有创造力地构想其他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措施。我们视而不见的是，其实存在着许多替代方案，有些方案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我们周围蓬勃发展。

替代方案

马里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夺回我们的财富、自由和民主》（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Reclaiming Our Wealth, Our Liberty and Our Democracy ）一书中总结了在美国已经出现的各种替代方案。他强调了规模庞大的非盈利部门。在美国最大的二十个城市，200家规模最大的单位中几乎40%都是大学和医疗机构等非盈利组织。他提到，2000家市级电力公司为四千万人提供了电力；由于这些公司不必为股东谋利，因此它们要比盈利性公司便宜（阿尔佩罗维茨表示，平均价格要低11%），而且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就地方层面而言，他还讨论了4000多家“社会发展公司”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创设针对低收入者的住宅项目、为当地企业提供资金（有时候它们会亲自管理这些企业），来支持当地社区的发展。美国有48000家合作性商业机构，成员人数多达1.2亿；有10000多家信用合作社，资产总额达6000亿美元，为8300万美国人提供金融服务；有1000多家为客户所拥有的互助性保险公司；30%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社进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