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暴力：为了获得尊重（第2/5页）

吉利根甚至表示，自己“还从未发现任何一起不是由羞耻感引发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回面子’的严重暴力事件”。（第110页）]我们都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因此而施暴。我们能够体会令人心如刀绞的耻辱和难堪感，当我们在别人面前出丑时，会感到无地自容。我们也知道感到受人喜爱、尊重和重视有多么重要。然而，如果我们都能够体会这种感觉，为何因此而施暴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男性呢？

进化心理学家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暴力行为的这一模式。在出版于1988年的《凶杀》（Homicide ）一书以及此后写下的许多文字中，他们使用统计学、人类学以及历史数据表明，年轻男性有更强烈的动机取得并维持尽可能高的社会地位，因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争夺异性时能否成功。就女性而言，外貌和身材对于争夺异性更加重要；但就男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心理学家戴维·巴斯（David Buss）发现，女性对于潜在配偶经济状况的重视程度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因此，女性往往通过穿衣和化装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而男性则是通过追逐社会地位的方式。这一发现不仅能够解释为何人们在感到挫败、不受尊重和羞耻时最容易犯下暴行，还能够解释为何大多数暴力行为都发生在男性之间：因为对于男性而言，社会地位的高低更为重要。鲁莽乃至暴力的行为常常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夺走了代表社会地位的所有标记，只能挣扎着保存住自己的脸面和仅有的些许地位；当尊严受到威胁时，常常作出激烈的反应。

不过，尽管年轻男性的暴力倾向似乎部分地源于与争夺异性相关的心理进化过程，但大多数男性并不暴力。那么，为何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能够更好地预防或控制暴力冲动呢？

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暴力

简单的答案是，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导致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变得更趋激烈：社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与本书讨论的不平等会导致的其他后果相比，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并接受了不平等对于暴力行为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现暴力行为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所考察的国家与时间段与此前各章相同。关于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时间段，其他研究者发布了许多类似的图表，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就绘制了一幅囊括1970至1994年间五十多个国家情况的图表。大量证据清晰地表明，更严重的不平等状况意味着更高的凶杀案犯罪率。早在1993年时，犯罪学家谢（Hsieh）和皮尤（Pugh）就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用35起案例对收入不平等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除了一起案例之外，其他案例均表明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当不平等加剧时，暴力犯罪率也会上升。凶杀与袭击事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最为密切，抢劫与强奸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稍弱。在考察新近发表的研究时，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关联。从曼哈顿到里约热内卢，在城市中更加不平等的区域，凶杀案也更经常发生；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城市和加拿大各省，情况同样如此。

图表10.2使用的是来自联合国“犯罪趋势及刑事司法体系行动调查”的数据，表明各国的凶杀案犯罪率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均存在关联；图表10.3使用的是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国内也存在同样的关联。图表10.2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美国再一次位居榜首，其谋杀率为每百万人64起，是英国（每百万人15起）的四倍多，日本（仅为每百万人5.2起）的12倍多。与其他章节的图表相比，有两个国家在这张图表上的位置有些异常。新加坡的凶杀案犯罪率要远低于预期，芬兰则要高于预期。有趣的是，尽管国际上枪支持有状况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例如，枪支持有状况与受害者为女性的谋杀案之间存在关联，与受害者为男性的谋杀案之间则不存在关联），但联合国关于枪支管制的国际研究显示，芬兰的人均持枪率最高，新加坡则最低。尽管存在两个例外，但我们依然可以确认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存在关联。

图表10.2：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凶杀案更经常发生。

图表10.3：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凶杀案更经常发生。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尽管我们无法获得怀俄明州的数据，但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依然十分显著，而且各州之间的差异与各国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路易斯安那州的谋杀率为每百万人107起，是谋杀率最低（每百万人15起）的新罕布什尔州和艾奥瓦州的七倍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阿拉斯加州，凶杀案犯罪率远高于预期；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则低于预期。在美国，每三起谋杀案中就有两起是枪杀案，在人均持枪率更高的州，凶杀案犯罪率也更高。在图表上列出的各州中，阿拉斯加州的人均持枪率最高，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则位居人均持枪率最低之列。将枪支持有状况考虑在内，我们发现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会进一步稍稍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