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青少年生育：循环往复的贫困（第3/3页）

早熟与缺席的父亲

我们在第8章探讨不平等对家庭关系及幼年时期所承受压力的影响时，曾提及其中的一个原因。对于青少年母亲而言，幼年经历与教育及经济机遇同样重要。伦敦大学心理学家杰·贝尔斯基（Jay Belsky）及其同事于1991年提出了一项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理论，他们指出，幼年时期所承受压力的大小，将决定个人日后会采取“数量优先”还是“质量优先”的生育策略。他们认为，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将他人视作不可信任的，将人际关系视作投机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将资源视作稀缺和/或不可预测的”这些人，生理成熟会更早，性成熟会更早，会更倾向于建立短期的人际关系，并对养育孩子投入较少的精力。相较之下，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将他人视作值得信任的，将人际关系视作持久和互惠的，将资源视作随时可以获得的”这些人会成熟得更晚，性成熟得也更晚，更善于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并且对于孩子的成长投入更多精力。

对于人类的进化而言，这些不同的策略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既无法依靠同伴或是其他人，也无法依靠资源，那么尽早成年和多生孩子也许就是有价值的——至少其中有几个孩子能够活下来。然而，如果你可以信任自己的伙伴与家庭，那么就应当少生孩子，并为每个孩子投入更多注意力和资源。

戈尔德及其同事发现，在美国，不平等对社会资本（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过这个概念）的影响，也许是导致其与青少年生育率有关联的原因。也就是说，在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和互信程度越低的州——这正是适合于“数量优先”生育策略的环境——青少年生育率也会更高。

有些研究还表明，早年经历的冲突以及父亲的缺席会导致早熟：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比成长阶段无忧无虑的女孩在生理上成熟得更早，月经来得也更早。更早步入青春期往往意味着性成熟得更早，也更有可能成为青少年母亲。

对于青少年怀孕而言，父亲的缺席可能是一项格外重要的因素。心理学家布鲁斯·埃利斯（Bruce Ellis）及其同事对美国与新西兰的许多女孩进行了从幼年直至成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父亲离开家庭的时间越长，他的女儿在年少时便与人发生性关系并成为青少年母亲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女孩的行为问题、家庭承受的压力、父母养育子女的风格、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女孩成长环境的差异等因素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因此，也许是某种深层次的适应过程，导致了压力更大、更不平等的社会（也许尤其是低社会地位）与高青少年生育率之间的关联。不幸的是，尽管我们能够获得国际上关于单亲家庭的数据，但在不同的国家，单亲家庭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国际上关于父亲缺席状况的数据。

爸爸怎么了？

在本章中，我们一直在从母亲的角度讨论青少年生育这一问题。然而，父亲的情况如何？让我们回到三姐妹的故事。12岁女孩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不久就离开了她；被二姐指认为自己女儿父亲的男孩否认曾与她发生过性关系，并要求进行亲子鉴定；大姐孩子的父亲已38岁，至少还育有四个孩子。

研究人员将这三姐妹的经历详细地告知了年轻女性，社会学家格雷厄姆和麦克德莫特探讨了从与这些年轻女性的谈话中吸取的经验。她们发现，三姐妹孩子的父亲们的表现非常典型。贫困的年轻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往往会进入成年人的社交网络，这一网络中通常会包括她们的母亲及其他亲戚，这些支持网络有助于她们克服成为青少年母亲导致的社会污名。据格雷厄姆和麦克德莫特表示，年轻女性重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胜过与孩子父亲的复杂关系，因为她们认为“相比曾体验过的异性恋关系”，与孩子的关系是“亲密感的更可靠来源”。

生活在高失业率、低工资环境中的年轻男性很难提供太多安定感或是支持。在青少年生育率很高的社群里，年轻男性自己也需要应对不平等导致的许多困难，身为人父更是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