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所叫“正大联通律师事务所”，听着像卖饲料的手机贩子，其实跟正大和联通公司没半点血缘关系，就是个土匪联盟。所里有九个合伙人，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九个老板，我是九分之一。律师这行当就是这样，混够年头，有足够案源了，就可以当老板，否则要么当学徒，拿微薄的薪水；要么当个体户，忍气吞声受老板的剥削。

邱大嘴也是合伙人。他跟我不同，我是正规法律院校毕业，他只是个退伍兵。十几年前律考不像现在这么难，他看了几个月律考教材，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因为公安系统有人，足足办了六年刑事案件。在中国的律师行当里，没几个人愿意接刑案，除非后台特别硬，心特别黑。刑事诉讼的程序太麻烦，公安局、看守所、检察院、法院，每个衙门都得磕头烧香，是不是人都敢训你，自尊心受不了。1997年以后说是可以“提前介入”，就是在公诉前参与案件，这个词听着像奸淫幼女，实质也像奸淫幼女。要介入呢，挺费劲；介入了呢，又不容易拔出来。再则刑案的水太深了，一不留神就要翻船，我们所的顾琛就是这么栽的。其实刑案就一个宗旨，俗称“捞人”或者“捞命”，能把实刑办成缓刑，五年办成三年，都算成功，最厉害的是把死刑立即执行改成死缓，这种事难如登天，全国十三万律师中没几个办得到。三年前顾琛收了三百万，帮一个金融大老板捞命，上下四处打点，不知哪一竿子捅漏了，不仅金融家的命没捞着，连自己都搭进去了，现在还在号里啃窝窝头。邱大嘴算是幸运的，办了六年刑案没出什么事，不过胆子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弃刑从经，专门跟我抢生意。

十五万拿到手，我和邱大嘴就彻底闹翻了，第二天刚到所里，他恶狠狠地骂我：“你妈的，没见过钱啊？！”说的时候张牙舞爪的，看样子很想揍我。当时所里至少也有十几个律师，我笑嘻嘻地指着太阳穴鼓励他：“来，往这儿打，一下十万。”邱大嘴舞了半天，知道后果严重，最后重重地呸了一口，说操你妈，你给我等着！转身进了自己房间，把门摔得山响。

想想那天的牌局，最多也就三个小时，三小时里姓李的一直在赢，但我一把就把他打空了。法官打业务麻将一般不用带很多钱，他把赢的、口袋里的全翻出来，也不过一万三千多，当时脸涨得通红，说魏律师，我就这么多了，剩下的改天给你行不行？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你哪天到中院办案，只要到办公室招呼一声，马上给你。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就浓了，我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下策一笑置之，说“算了，娱乐为主”，让他借坡下驴，不至于得罪太深；上策说自己偷牌，反正要黄庄了，偷张牌开个玩笑。不过美女当前，这上下两策都有装之嫌。再说十五万也不是小数目，是兔子不是兔子先别在腰里再说，我就不信这姓李的能把我吃了。我点点头，说欠条就不用打了，赌债嘛，在法律上是自然之债，不还也没关系，我又不是黑社会。邱大嘴怒不可遏，说你妈逼魏达，你什么意思？我说还能有什么意思，和了牌要钱呗，这还不天经地义啊？他一把揪住了我的领带，正要动手，被刘老板一手拉住。这老板涵养好，脸上毫无怒气，拿起那一万三千元塞给李法官，笑眯眯地问我：“魏律师，十几万我给了，小意思，支票你收不收？”我心想谅他也不敢开假支票，咬着牙点了点头，刘老板慢吞吞地拿出支票薄，一笔一画地填起数字来。这时包间里寂静无声，李法官脸色苍白，邱大嘴双眼充血，我点上一支软中华，对惊慌不定的佳佳飞个媚眼，想他妈的，以后中院的案子我还怎么接啊？

中国的诉讼程序比较复杂，先交钱立案，然后把案子分到归口的业务庭，由庭长指定法官审理。这两年法院系统改革，搞什么“电脑排位”，由电脑随机指定主审法官，听着挺先进，其实电脑也是人操纵的。这中间的猫腻就多了，同样的案子，张三审是一个结果，李四审又是一个结果，所以每个律师都要找熟人。找了人不一定赢，不找人就死定了。我在中院打过几回官司，有几个相熟的法官，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亲舅舅也帮不上忙，只要是我的案子，姓李的肯定要从中作梗，我还没法申请回避，我总不能说“打麻将赢了他的钱，所以跟他结仇”吧？其实这些法官也挺可怜的，专业跟我一样，干活比我还多，收入最多只有我的十分之一，普通法官年薪六万，我随便接个稍大的案子就不止六万。所以律师和法官是一对天生矛盾，谁也瞧不上谁，谁也离不开谁。上个月汪大海出差来看我，大学时我们住上下铺，现在一个法官，一个律师，开口就互相抨击，我说法官哪有好人，抓一个毙一个都不冤枉。汪大海反唇相讥，说行啊，不过毙我之前，我要把你们这些律师全抓过来，挨个鸡奸，还得让你们唱赞美诗，说“奸得好，奸得妙，奸得孙子呱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