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第2/5页）

我一概拒绝。为此，我母亲还沤气，说我不认穷亲戚了。是白眼狼了。倒是已退休在家的继父还理解我，说娃是想干大事的人。咱们做父母的别拦着孩子。等孩子有出息了，到那时再回报乡里乡亲也不迟。

还记得青皮与二狗吗？也来找过我。青皮出狱后，整个人就不是当年的青皮，瘦骨嶙峋，还瘸了腿，见人就靠墙，形容猥琐，一只裤管踩在脚底，一只裤管卷到膝盖，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国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能帮的一定帮。”青皮在东门巷口摆了一个水果摊，兼卖烟酒。被烟草专卖局的人查出几条假烟，全部没收了不算，还要罚款一千块钱。我拿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发了半天呆，没接，拖着瘸腿走了。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劈哩叭啦。

二狗的妈找了我七八遍，我总在乡下，难得回来一趟。陈映真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有一天我在家，因为来访的人很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把客人送走。正准备上床睡觉，门被敲响了，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天晓得她在门外等了多久。因为天下着雨，身上已经湿透，但怀里那只老母鸡倒是干爽，连粒水珠也没有。我想象得出她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来呵护这只对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母鸡，赶紧倒了杯茶给她喝。她放下母鸡，开始控诉起二狗，说叫他来找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总不肯来。然后夸我，把我夸成了一朵花，说我打小就与众不同，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喜欢与人为助——那是我吗？接着回忆起我与二狗的感情，好像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就没想起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就掉眼泪，说，二狗出狱后，就一直没工作。这次她不要这张老脸来求我，是希望我能为二狗找份工作。现在快四十的人，连个老婆都没有。就在街头拉板车做搬运工度日。希望我这位做兄弟的，能拉二狗一把，哪怕是安排到梨山做个看大门的，也好。

这也太难了吧。我说不出话来。陈映真在里屋听见了，出来说宽慰她的话。说到后面，老人抹着眼泪走了。陈映真叫她把母鸡带走，她死活不肯。陈映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一粒米就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一辈子。”这老年人跪年轻人，在民间是有说法。这年轻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二狗的妈是急糊涂了。我与陈映真面面相觑。我扶起老人。那只该死的母鸡这时也来了劲，挣脱了脚上系着的红绳子，满屋子乱蹿。

这事，我也没帮。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吧。

现在，我离职了。激烈一点的人说，恶有恶报，是老天爷在收拾忘恩负义禽兽不如的李国安；和善一点的人说，做人不要光栽刺不栽花。得饶人处且饶人。行得善事多，一生福气多；刻薄一点的人说，十分伶俐使七分，常留三分与儿孙，若要十分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冷眼一点的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回懂了吧？傻逼了吧？好好痛定思痛吧。

我不断地反思，也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逼。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图的是什么？人家骂我沽名钓誉之徒，恐怕是一针见了血。

我问陈映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陈映真想了半天，说，“有时，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有时特别爱做秀。不仅是做秀给别人看，还做秀给自己看。你特别在意做一个清官能吏。清官与能吏是矛盾的。‘清’了就难‘能’，‘能’了不能‘清’。我想这道理你都是懂的。可你偏想一人分饰二角。我都担心你这样下去会得精神分裂症呢。”

陈映真嫣然一笑，与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还是没笑。幽默已经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知道我脸上已生出许多个面具，可它们已经与我血肉相连，拿不下来。我牵牵嘴角，想挤出笑容。我的笑容比哭还难看。陈映真吻了下我的额头，给我端来杯水，说，“退下来，是好事。国安，不管怎么样，我都爱着你。一辈子。”我没接住杯子。杯子摔在地上。一杯子，一辈子。我皱起眉头。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官场也是一个城，为什么只见想冲进来的人？

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红太阳热”。连开车的司机在车辆的挡风玻璃前都不挂菩萨，改挂毛主席像。有关于“毛主席显灵”的说法比比皆是。广州两辆客车相撞，一辆车上的乘客全死了，另一辆车上乘客却无恙，据说原因就是后一辆车的司机座位上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某市政府对面工人文化宫门前的毛泽东像边，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毛主席您向前看，住的都是贪污犯；毛主席您向右看，都在开妓院；毛主席您向左看，都是劳改释放犯；毛主席您向后看，都是穷光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怀念毛主席的人都是穷人。这种热伴随着腐败、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不断升温，并渐渐在民间把毛主席塑造成一尊真正的神。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红太阳热”。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一些人怀念，一些人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