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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稳人心，尤其是广大科局级中层干部。归根到底，再好的政策都得由人来执行。中央一片晴、省里一点云，行署一片风，县里一阵雨，乡镇受涝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无意的变形以及有意的阳奉阴违让我在梨山时就吃够苦头。我一个人，哪怕是铁打的，也攒不出这么多钉。我在全县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三级工作会议，把我在棚户区见到的几户人家请上主席台，让他们扳着手指头给干部们数自己的收入支出，讲自己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哭了。我也哭了。

最后，我掼出一句话：地区行署纪委转给了我一批材料。我没看，一把火烧了。我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好干部，是群众的好公仆。你们以前有没有犯错，我不管。我只管你们今后。我甚至可以向你们保证一点，只要你干出了成绩，哪怕以前犯了错，被查出来，我李国安用头上这顶乌纱帽保你们。我来大成，不是来要政绩的，我只想让大成八十万百姓有一口饭吃，有件衣吃，孩子念得起书，人们不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骂娘。我不说大话、套话、官话、场面话，就这样散会。

中国官场有几大顽疾，一是坐车风；二是吃喝风；三吃饭财政，人事超编；四是公款旅游风。大成县也不例外，但情况特别严重。全县不含直属省管单位在内，不含警车等政法部门的专用车辆，光专门配备给各位领导乘坐的各种公车有一百五十九辆。不算当初买车的钱，每辆车的维修保养费用、每年以行驶二万公里计算油耗、保险费、养路费、车船使用税以及一个专职司机的月工资，每辆车每年最低费用也要五千块钱左右。这里就是七百多万。公款吃喝的数额与其相当。公款旅游也有三百多万。加在一起，近二千万，与全县财政收入基本相当。这是何等畸形的一种消费!

全县的干部又有多少？有具体名头的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加上四大班子，共是92个。领导干部人数：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全县共有行政、事业在编人员二万八千人。官民比例高达1：28。即二十八个老百姓就得养活一个干部。若加上不在编的，还另二万人。这个数值有多么惊人？纵向看，西汉时期官民比例是1：7945；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约为1：900；新中国建立时期是1：600人；横向上看，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这若不是国家拨的扶贫款、救济款，这些干部连饭都没得吃。

这一堆堆枯燥数字对我的冲激太大了。这年，我干了几件事。

全县一百五十九辆车子，党群战线以及四套班子在内共二十个部门只保留四辆车，政府、县委、人大、政协各一辆；各单位的领导专车最多只允许保留一辆。所有车辆的购置价不得超过桑塔纳。谁要嫌档次低了，自己去找我们管不了的省管单位借去。结果拿出九十七辆公车，其中七十辆是进口车，再加上县里的那十二辆，由省某专业拍卖行向全社会拍卖，最终拍出一千五百万。这笔钱花了一大半用来清偿乡镇干部与乡中学老师的工资“白条”。

政府部门禁止公款吃喝。就这样简单。统一到县食堂吃工作餐。若有特殊情况，报县公关小组批准。凡公款吃喝者，一经举报落实，举报者获得公款吃喝者自掏腰包的相当于该桌宴席的金额以为奖励。公款吃喝者第一次降行正级别，犯三次开除公职。若在审计中查出做假账公款吃喝的单位，处以十倍罚金，并奖励审计局。

凡需要大成县掏钱的公款旅游，彻底禁绝，毋论是什么考察，还是学习，一律自掏腰包。要不，就别去。自然会有想去开眼界的人。若别处掏钱搞的公款旅游，不反对。但如果贪了，拿了，循私舞弊了，那就对不起了。

向上级部门变着法子要钱。我专门成了一个公关小组，并特意从梨山乡调来许芳、明海负责，搞了几个样板工程，各种性质的样板工程。比如，云岗有几百亩林子，长得还算郁郁葱葱，我请有关部门做了许多牌子，牌子上分别写着青年示范林、生态林、防风林、三八林……每次许芳邀请省区有关部门来参观，陪着客人在林子边咔嚓咔嚓照几张相，领导们就乐开怀，开始拨钱批款子。这还不够煽情。最来钱的是扶贫工作。国家贫困县自然是要申报，几个人专门在省里部里跑，跑不成，你就给我死了拉倒。大量的大成土特产就往上面搬。光搬东西，人家也会。我把大成县最穷的村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请专门的摄影师拍了相片，做成一本集子，亲自动手写出几句让人掉眼泪的话语，印上五千册，到了地区、省里、中央是见人就散，再想尽办法请脑满肠肥的老爷们来大成，一定要把他们的同情心激发出来。年底一盘点，乖乖，我们比往年多拿了二千万。可见老爷们的心也是肉做的。值得赞叹。当然，许芳，还有一位叫杨成艳的副县长更值得赞叹。她们为要钱付出了太多。一个姜老爷指着阔口高脚酒杯对着已经醉熏熏的她们说，“喝一杯，给十万。”这两个傻女人，就一杯一杯喝下去，一个喝了三十四杯，一个喝了四十一杯，双双去了医院。没法想象她们单薄的身体里是如何容纳下这么多酒精。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感谢姜老爷，他的话兑现了一半。没让她们白喝。虽然白喝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