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第3/5页）

年长一辈的大队书记赶紧解释，说，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骑一骑地主婆，这就是革命工作。

年轻人大窘说，这个我干不来。

大队书记一笑，压低声音，指指工作组组长的房，说，首长现在都干得热火朝天，大干、快干、猛干，你不干，你不就成了反革命？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假若有，我很佩服这位大队书记的谈话水平，有逻辑有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这位大队书记的英明以及地主婆们的身子，这个村里的气氛还算比较详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歌，颇有几分《桃花源记》里的气象。只是就苦了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手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那些地主婆的身子就出现了，还都是不穿衣服的。我浑身躁热，痒，还麻，自涌泉穴麻到泥丸宫没一处不难受。早上起来，看到床单上的那一滩褐黄，恨不得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拿刀剁了，心中有特别巨大的罪恶感。

一九七一年出大事了。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三日，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我是在十月底才知道这事。

当时，我躲河边的蓬草里看洗衣妇人。她们腰间露出一弯白，白得耀眼，白得像天上的月牙儿。我像吸了毒。那么一星半点的肉色，就害得我裤裆里那家伙硬挺挺。我趴在地上，身子上下起伏。土比较软，我他妈的还真在地球上戳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十六岁的我，性欲何至于如此凶猛？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这辈子，女人就是我的毒。成也女人，败也女人。

然后，我发现不对劲。一个叫小兰的年轻妇人一头扎入水里。其他几位妇人也不去救，手中拿着木槌，呆呆楞楞，好像在玩“木头人”的游戏。水并不深，小兰坐在水里，水打湿上衣，隐约能看见胸口两点嫣红。我几乎要嚎叫起来，一泻如注，终于舒坦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耳膛内渐渐生出细微的响声，渐渐一声高一声低。我腾地一下坐直身，竖起耳朵。林副主席啥时改叫林彪反革命了？这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犯了大错，是要抓去坐牢的。我这可不是说笑。前二年，县里的黑市上，有个人来卖猪，因为急于脱手，价钱要的比较低。买主疑惑这是病猪。这人脱口而出，这头猪会永远健康!坏事了。“永远健康”那是林副主席的专用词汇，是每个人天天要表达的衷心祝福。这人无疑是攻击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当场被人揭发，押送派出所，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向知青点。屋里坐着的几个人皆泥雕木塑，眼珠子不动。林彪叛党叛国了？操。那位无意中把猪比喻成林副主席的人是不是要马上被释放，坐火箭，像陈永贵倪志福等人，直升中央？我搓了几把手。一个叫林达的知青，此刻脸色堪比臭鸡蛋。往日林氏的荣耀已化作无法洗刷的耻辱。一个叫郑红卫的知青用拳头砸脑袋，砸得咣咣响。一个叫高海民的知青用手指抠鼻屎，把鼻子抠出血，还浑然不觉。一个叫齐雅的女知青，叉腿坐在地上，裤裆开了线缝，能看得见内裤的颜色。

那一夜，众人无眠；那一夜，众人无话。月光浮在窗外，比冰还冰。大家的脑子都无法消化这件石破天惊的事。第二天，我急急回城，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

县城的气氛又紧张了。一块石灰掉入混沌的早已死去多时的水潭。挂着高音喇叭的木电线杆下站满人。被污浊的岁月熏得发黑的脸庞惊疑不定。几个在马路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的人，是畸形的，歪着脖子，脸色苍白。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坐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哭，嘴里还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妈妈，林副主席不是永远身体健康吗？”她的母亲忘了去捂女儿的嘴，咬着嘴唇，仿佛已被雷电击中。空气里有酸恶难闻的气息。我没回家，去找了几个留城在工厂里的初中同学。

我们喝醉了酒。喝的是米酒，那种据说是用农药乐果酿的酒，酒色浑浊，入口与刀子一般。我们疯了一样，在山坡上又跳又喊，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林秃子。妈的，眼看都要成接班人了，这是发哪门子疯？我们互相掐对方的脖子，相互拳打脚踢。我们恨不得把对方打死，也恨不得对方把自己打死。太多的疑惑，太多的不解，太多的难受，憋在喉咙里，无法宣之于口，甚至无法对身边的同学讲起——我们都深知把这种疑惑讲出口的不可控制的后果。我们不再是学生了，都在社会上有了一点经验。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换心底的秘密，用肉体的疼痛来换取暂时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