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第2/3页）

光脑袋哦了一下，似乎明白了，脸上又露出困惑的表情。

大门牙拍拍他的头说，“我再问你，你说老人家要不要吃饭。”

这一次，光脑袋回答得很快，“要!”

大门牙又说，“那老人家要不要拉屎？”

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大门牙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只是反反复复地想，老人家到底拉不拉屎？若只吃不拉，屎到哪里去了？若也吃也拉，那老人家是不是也要揩屁股？老人家拉的屎是臭的吗？这些魔鬼问题一下子塞满我的脑袋。我撑不住，从墙头掉下来。他们看了一眼戴红袖章的我，发一声喊，撒丫子跑远了。我想去追，又想过大门牙刚才躺在地上时的滑稽动作，肠子打起结。我没法让自己不笑。我想起继父身上茂盛的汗毛，想起自己藏在母亲被子里的那只青蛙，想起我一岁的弟弟李国泰。我笑出了眼泪。

说起来，那年也是让我后悔的一年。因为破四旧活动，废品站里堆满字画文物古本图书，堆得比小山还高。那时只晓得这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东西，哪懂得这是比黄金白银更贵重的稀世珍宝。用手撕，拿脚踩，图的是听那宣纸画轴撕裂时的声音。我那时咋不晓得在野外挖个坑，随便捡几十件东西扔坑里？现在掘出来，想必就发了大财。哪怕是虫叮蚁咬，也好过化成纸浆。我真蠢。这些年，每念及此，即痛彻心肺。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无意间浏览到某拍卖行搞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展，儿时在废品站见到的一幅文征明的画赫然在目，标价四十万人民币。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它少了一边，是残迹。当时我肚子疼，躲在墙根下拉屎，随手撕去一边，准备拿来揩屁股，后来又看见一块绣花绢布，就嫌它脏，把它抛出围墙。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儿时的偶像，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把自己吊在北京龙潭湖畔的槐树上。我觉得很伤心。我都苦练了这多年的乒乓球，还学会上旋发球与下旋发球，现在容国团死了，这一手绝技还能展示给谁看？我把木板球拍扔进河里。我觉得容国团死得真窝囊。自杀的人，那几年比比皆是，并不稀罕，方式大抵是跳楼、沉河、触电、吊颈、投井、吃滴滴畏、用菜刀抹脖子。堂堂一个世界冠军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稍有创意的死法？

县二中，有位数学老师，因为老婆长得漂亮，被革委会的头批斗，用绳子勒住自己的阴囊，另一端绑在楼顶的水泥柱上，再从上往下跳，身子在空中弹来弹去，悬挂了好长时间。全县人民都跑去看老师的空中杂技。这是一位把悲伤留给自己、把快乐送给他人的人。当他的妻子上台指控他“长期反对毛主席，还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他沉痛地忏悔道，“我错了，我怎么能把妻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呢？一定要把她当成公有财产。”

还有一个农业局的老干部，脱光上衣，把毛主席像章往肉上别，挂了几十个，再摸出一根粗长的铁钉，对准太阳穴，手拿断砖往上面拍，边拍，嘴里还边喊“毛主席万岁。”这个人抓上台批斗时，有人把他儿子也抓上台勒令其高呼口号与其父决裂划清界线。他儿子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结果千百人齐声高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一生古板正经的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也更具有喜剧色彩，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啮牙咧嘴鬼哭狼嚎。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但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

自杀的人都是用试图用死来威胁党，否定党的正确，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大家那时也不晓得世上还有“天葬”。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望着窗外的浮尸，都得出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县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毒死革命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