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第2/4页）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肚子也不饿了。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拍得还特别有力。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打球特别消耗体力，孩子们打了一会儿就不打了，坐在石阶上呼呼喘气，比赛谁的痰吐得远。一个孩子，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黑黑瘦瘦，嘴蛮大的。他有一个白色的真正的乒乓球，是亲戚从省城带来的。大家不爱与他玩，他从来不肯把球贡献出来，老独自坐在角落里，用舌头舔那球，说有什么爆米花的香味。这种鬼话谁信啊。那天不知道是咋的，可能是他舔得太恶形恶相，一个大孩子见了非常生气，扑过去把他压在身下，去抢那球。大家再拖起舌头轮流去舔，人人有份。我也伸长了舌头，果然有一种樟脑味。那孩子急了眼，跳着脚去抢球。球瘪了，烂了，就算是放至热水中也恢复不了原状。那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发了狠，把乒乓球放在嘴里猛嚼，居然一块块全咽下肚。我们就围住他，问好吃不？那孩子眼泪汪汪，啮咧着牙齿，冲我们咆哮。结果惹大孩子又生气了，捏住他腮帮子，从中摸出两块碎片往自己嘴巴里搁，立刻吐出来，抓住他一顿揍。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悄悄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着这只不下蛋还要与自己抢口粮吃的母鸡很生气，可奈何不了它。有一次，我差点逮到它，结果被它在手背上一啄，跳出门。母亲可能与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心灵上的感应，在厨房放下扫把，三步并作两步堵在门口，就像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母亲把鸡护送回卧室，并赏给我一记耳光。我很愤怒，又拿这只五德之禽没办法。还好，不久继父替我报了仇。这只自作孽不可活的母鸡竟然在夜晚跳上母亲的床，或许以为继父那身汗毛是草地，低头想啄出虫子。正在鏊战中的继父吃了这一啄，大怒，抓住鸡脖子，一拧，就要了它的命。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吗？就是六零年的那口鸡汤。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喝的汤了。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碗底，舔得舌头吧嗒吧嗒响。

饥饿让人们生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二碗饭。充分吸收了水份米粒的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于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经常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爽啊。这些腥的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专人点数，食堂里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薄膜袋子。我找到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的顶端，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蛋清稀哩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