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知恩、报恩

人要知恩、报恩。我这一生帮助我的人很多，我不能忘记他们，而且要永远记住他们。 比如，曲艺团老团长于真，前几年离开了我们，我还给她送了花圈。送花圈可能不算什么新鲜事。然而，除了团里送的那个花圈，全团那么多人也只有我和李绪良送了花圈。

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原来的部下只有一个人送了私人花圈，未免有些寒酸。于真在位时的确为曲艺团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她脾气暴烈，独断专行，甚至有些霸气，得罪了许多人，也冤枉了很多好同志，让一些无辜的人受了委屈。说实话我也受过许多冤枉和委屈。但是，我想一个人总会有优缺点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她的一生。这一个花圈不能完全说明别人不愿意给她送。事实是她后来生活在广州，离北京很远，她走了有许多人不知道，知道了想送花圈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这个花圈可以代表一部分想送花圈纪念她的人。我之所以有她的电话是那年在广东增城拍我写的电视剧《醉八仙之素女的故事》时，她女儿小南也在那个剧组。那天的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新闻发布会那一天，在去增城拍摄地的路上。投资方的姐姐问我一件事，她说：“廉老师，你认识小南吗？”（小南是于真的女儿）我说：“认识啊。”想当年我到广州住在小南他们家和他父亲一起写戏，所以认识小南。投资方的姐姐又说：“那小南就坐你身边你都不和人家说话？”我扭脸一看，可不是小南吗！便说：“小南，真对不起！多少年过去了，我没认出来，你妈呢？”小南告诉我她妈在她父亲的干休所，并犯有痴呆症了。我当即表示要看看她去，我想去看，可增城离广州市还很远。当时投资方就很不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于真整过我姥爷。”他姥爷就是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演陶金。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认为但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楚，不能纠缠不休。再说我和老太太还闹过很多意见呢，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我的老团长。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能老看着人家的短处，应该看到她的很多长处。我要去看，投资方就说：“那我不给你派车。”我说：“你不派车，我就自己打车去。”就这样来回打的花了四五百。我依然去看了老太太，到那儿一看老团长的确得了痴呆症，可喜的是老太太还能认识我，见我来看她，非常高兴，赶紧让小南拿照相机给我们拍照。我向她介绍了北京曲艺团的现状，老团长很健康，如果不告诉我她有痴呆症，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病，但是一说话就表现出病态来了，她来回来去就那几句话。李金斗呢？王晓燕（后来的书记）呢？现在谁给你开支啊？老是这几句。人老了得了这种病，很让人同情。我想起孟子那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我给她放下五百块钱，带着怜悯的心情离开了。

我回到增城，那天马季老师也在，投资方对自己不给我派车，拦阻我去看于真感到后悔不已。他说：“廉老师，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我刚才发脾气你还坚持去看于团长，看起来你是对的。”我说：“做人就应该这样，其实她跟我也有矛盾，但老团长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她在团里就是那种工作方法。我走到这儿了，又知道她有病了，不去看她是没有道理的。”

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跟她还是有感情的。1979年是于真把我从首钢调来的，后来我在曲艺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能不说与于真的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有句话叫“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别人不知道，自己应当明白。所以，人要知恩、报恩。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记于真对我的好。我来曲艺团后，家里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儿子失业在家，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爱人为了孩子的事天天让我想办法给他找工作。我上哪去给他找去呀？逼得我焦头烂额。当时，首钢工人的孩子如果没有工作，可以替工接班，曲艺团是艺术单位没有替工这一说。所以，我爱人每天埋怨我，说不该去文艺团体，如果我还在首钢，孩子可以替工……

我爱人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搞得我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我正写相声，我爱人在一边洗衣服，她说：“你还写什么呀？孩子的事你到底还管不管呀？”我当时眼前一片空白，我说：“管！”站起来就离开家了。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毫无目的地坐上了地铁，说不清楚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地跑到于连仲老师家。于老师一愣，说：“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吗？”我就简单地说了说我家里的情况。于老师深表同情，但是，人家也没办法呀!我灰溜溜地离开了于老师家，匆匆忙忙地赶末班地铁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