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文艺轻骑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需要人,由于我在北京军区战士文艺汇演笛子独奏很成功,有幸被调到战友文工团。我所在的曲艺队是四好连队,人不多,有文艺轻骑兵之称,有任务拉起来就走。每逢一念毛主席语录,“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得”,我们就知道要下去。

那次到太行山,山路崎岖难走,偏僻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狼。到了一个地方还要服务人民。记得有几个盲人,让我帮助给调调笙,调笙需要一个好耳朵,要将朱砂加热点在簧片上。没想到点笙出笑话了,盲艺人接过我点的笙试了试说:“你点的真好。”我客气地说:“不行,瞎点!”当着盲人面说瞎点,周围的人都捂着嘴,搞得我无地自容。

演出的笑话就更多了,我这人爱笑场,有时笑到不能演出,糟糕得很。一次演出我伴奏山东琴书,晚上大野地灯光一亮就招虫子,屎壳郎飞来飞去撞到扬琴上咚咚乱响。有个屎壳郎趴在了女演员的耳垂上,像是一个耳坠。她又不能把它轰走,还在那儿唱,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笑,底下的观众也乐得一团糟。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雷琴独奏。那天有点凉,拉京胡伴奏的吴老师拉着拉着鼻涕流出来了,就那儿耷拉着,擦又没法擦,吸又吸不回。吴老师赶紧把脸扭过来冲着里面拉,我本来在他后面看不到,他这一扭脸正冲着我们,我一看当时笛子就吹不出声来了。演奏一结束,吴老师脸朝里提着凳子就下去了。

当曲艺队到外面演出时,我和相声演员任京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照顾好高元均老师。给他打背包拿东西,缺什么给他去买,少什么帮他去要。往常走到哪儿高指导都住在一个条件好的单间里,而且住的也离我们比较远,原因是高指导嗓门大,打的呼噜也大,我和小任背地里都管他叫夜老虎。

有一次我们到承德地区一个训犬部队演出,这个单位在一个山沟里,条件比较差。指导员给我和小任做工作,说因为房子紧张需要我们和高元均住在一个屋里。我们俩想这该怎么办,后来经过商量,决定抢在高指导前面先睡,这样他回来我们早就睡着了。这招还没使呢,高指导走进来,一进门就说:“怎么,还没睡?我可睡了。”说完躺下就开始打呼噜,他的呼噜声非常响,山崩地裂一般!那一宿我和小任受尽了折磨。

这辈子好几个大呼噜都让我赶上了,还有相声演员牛振华,我跟他给电视台搞节目时住在一间屋里,他的呼噜声特别大,吵得我怎么都睡不着,最后到厕所拿了点手纸,将纸沾湿卷成小卷塞到耳朵眼里,这才勉勉强强睡着。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记性不好,在部队没少挨批评。有一次我们在承德一个部队演出,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快走出两公里了,部队的一辆摩托车一路追来,宣传干事手里举着一个军用书包,一边追一边喊:“书包,谁的书包?”我们都站在一辆卡车里,我还提醒大家:“哎,谁的书包落下了?”有个女演员看我没背包,就说:“小廉,是不是你的书包啊?”我一看可不是我的书包吗?汽车赶紧停下,我把包接过来,千恩万谢离开了那里。

丢东西虽是小事,问题是我从不吸取教训。还有一次我们到太行山去演出,那时候我们团还在平安里大街1号。全队人员都集合在院子里,领队仙俊同志提醒大家,他说现在就要出发了,大家想一想谁还有没带的东西。我心想现在想也想不起来。然后大家就上车出发了。到了北京站我发现我的笛子盒没有了,我就问大家谁拿我笛子盒了,大家说你的笛子盒你不拿你问谁呀。哎哟,我说我光顾装道具了,笛子盒没拿。乐队张班长一听就急了,赶紧让我坐团里的车去取。那辆车飞一般地开到平安里大街1号,我跑到团里一看,那个笛子盒还在院子里放着呢,真是谢天谢地。拿到盒子,司机拉着我赶紧往北京站开,到了北京站已经检票了,差点误了车。

在火车上张立发班长语重情长地对我说:“小廉啊,你哪点都好,就是邋遢,我实在对你有意见。你得改呀! ”等到去了大寨,我把洗脸盆落下了,结果又为了我的脸盆回去取了一趟。

班长真气疯了,说你笛子落下了,然后是脸盆,又是书包。这样在部队是不行的,打仗耽误事,就这样上纲上线地批评我。可是我就是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