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要吃鱼 CHAPTER 6 YOU SHALL HAVE A FISHY（第2/4页）

我设法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回校后毫无困难地把各类货品交换了出去，甚至连那些可怕的刀具也被财务主管换走了（我完全被这个事实迷住了）！

不久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购买美元旅行支票，这意味着我无须每个月都进行荒唐的购物。通胀的另一个后果是，法律规定，必须在月中给雇员发工资，这是保护劳动者的一种尝试，高通胀期间，雇主拖欠工资是不道德的。

更妙的是，假日薪酬必须在休假的前一个工作日发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十二月初领到全额的暑假工资——阿根廷的夏天十二月开始，二月结束。那种情况下能提前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已经非常不错，可那年的十二月，去办公室领工资时，我发现竟然拿到了四个月的钱。我连忙询问缘由，校方回答，这里面包括我的aguinaldo。“啊！当然！”我答道——尽量不表现出太蠢的样子，然后跑去问英国侨民同事，什么是aguinaldo。他们告诉我，那是圣诞期间的奖金。

埃娃·“伊维塔”·庇隆——是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庇隆第一届总统任期中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包括推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难怪她在公开发言或者广播演讲中表示，要高举庇隆主义的大旗，为“被践踏的”穷人张目的时候，descamisados（劳工们）如此崇拜她。遗憾的是，庇隆政府制造的经济灾难，最终对同一批劳工造成了大得多的伤害，可这一点是他们在当时所无法理解的。

在阿根廷居留期间，我迷上了研究通货膨胀。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与通胀共处，并且在庇隆政府保持低利率的时候发现了利用通胀的办法。房产拥有者们会骄傲地告诉我，他们的房屋是几年前贷款购入的，现在他们每月还贷的数额只相当于几杯啤酒钱，而且下个月还会缩水一半。我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人获利，必然有人损失，因为通胀是经济的病态，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更清楚地理解了通胀的原理。

来到市场，我欣慰地看到鲱鱼供应充足，便急忙排起了队，生怕把胡安·萨尔瓦多饿坏。排在我前面的老太太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长相和表情都像一只牙疼的牛头犬，她正在和鱼贩讨价还价。虽然我也很同情她，但喂饱企鹅是我的当务之急。

由于通胀肆虐，大家决定对阿根廷比索“重新估值”，乌拉圭也做了类似的事，还推出了“新的”乌拉圭比索，面值是旧比索的一千倍。鉴于所有东西的标价都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旧比索，除以一千相当方便——只需划掉三个零。因此，一杯标价一万“旧”比索的啤酒，现价就成了十个“新”比索。这样简单的换算人人都会做。

然而，为了避免被外界视为模仿自己的北方邻居、弹丸小国乌拉圭，阿根廷选择了摒弃常识的糊涂做法，宣布一新阿根廷比索只相当于一百旧比索，站在我和胡安·萨尔瓦多的鲱鱼之间的这位老太太，近期就成了这套混乱的经济措施的受害者，价格除以一百的做法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原本标价一万“旧”阿根廷比索的啤酒，现价一百“新”比索，除以一百并不符合大家的计数习惯，不便于计算，对于那些晚上出去喝了几杯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更糟的是，有人自作聪明地想出了在旧钞票的面额上覆盖印刷新数字的主意，结果把旧面额和新面额弄得一律模糊难辨。

鱼贩再三向老太太保证新的价格是正确的，以及他并不打算骗走她的毕生积蓄。但问题在于，连他自己都稀里糊涂，只得向也在排队的一位顾客求教该如何说服老太太。显然，说服的过程会占用一整晚的时间，而我急着回去给胡安·萨尔瓦多喂食。哦，见鬼！我差点就要沮丧得尖叫起来，幸好仅存的一点自我控制力将尖叫化为了嘟囔，或者说我自己觉得那是嘟囔——我压低了声音，用英语说：“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亲爱的，赶紧带着你的屁股闪人吧。”

老太太瞬间住了嘴，转身怒视着我，扬起手中黑色的钱包敲打我的前胸，连披肩都掉到了地上。我想帮她把披肩捡起来，可她还是不停手。终于收手之后，她用高高在上的优雅语气说：“年轻人！你怎么敢对我说出那样的话！”

啊，太尴尬了！简直像我十岁时因为说了某个粗鲁的词而被祖母批评了一样，可我不是故意要冒犯她的。

当然，我马上就向她道歉了：“夫人，请原谅我的口不择言。”但作为一个温文有礼的人，更得体的做法是坚持替她支付鱼钱，以便弥补我给她造成的困扰。可强烈的尴尬弱化了我的反应能力，不过我接受了教训，准备在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加以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