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第3/3页）

还剩下长期直接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人。玛莉耶尔·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担任我的法文翻译，完成了种种壮举。德文翻译卡劳拉·吉利许（Karola Gillich）也是一样。我还亏欠我的朋友罗兰·豪瑟（Roland Hauser）许多，他替我扫描德国媒体在一九四〇年的敦刻尔克报道，并且承担多项特别研究任务。

在英国，卡罗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于安排访问，进行查核，并且帮助我筛选媒体。亚历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帮忙在国家档案局搜罗数据。苏珊·乍得维克（Susan Chadwick）有效率地处理涌进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的数据。我在那里的编辑——艾里欧·高登（Eleo Gordon）——则不断提供超出他责任范围的服务。

在纽约，史考特·萨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来此处是打算写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后来却成了这座城市中、关于英国军团历史的最权威著作。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亲曾在一九六〇年替我进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绍箕裘；他的流利法语偶尔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派翠西亚·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仅完成她负责的研究工作，还担起了汇编贡献者名单与索引的重责。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锐利眼光，帮忙遴选和安排插图。而我在维京出版社（Viking）的编辑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则始终保持耐心，他的意见永远鞭辟入里。

最后，有一些人几乎成天与这本书为伍。桃乐丝·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负责处理大量的书信往来，并且帮忙应付各式各样可怕的紧急状况。长期受苦受难的佛萝伦丝·加拉格尔（Florence Gallagher）负责破译我难辨的字迹，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资历，有资格赢得一枚奖章。

尽管这些人贡献卓著，但若非后面这份名录中的参与者予以配合，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他们不需要为我的错误负责，然而对于敦刻尔克在那难忘的一九四〇年春天展开的事件，不论这本书提出了怎样的新观点，功劳全归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