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太多幸福

前几个月就在一阵混乱中匆匆过去。我试着在这座被隔离的城市中重新定义自己，情绪在一阵阵狂喜间跳转。身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定期受邀出席各种旅居者举办的派对与聚会，但我总尽量避免出席。旅居约旦的那一年里，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难以与约旦人为友，因为他们经常对我语带轻蔑，把我当作成千上万个服侍当地与外国富人的南亚女仆之一。我曾试图往欧洲社交圈寻求慰藉，但他们也令我难过，因为他们同样排外，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就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里头有游泳池与游乐场3只开放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使用。

里欧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得跟耶路撒冷的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外交官交涉。我们被邀请参加各单位举办的派对，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危机组织、英国文化协会，一直到其他上百个致力于维护和平、危机处理、难民关照任务的机构组织。但我更喜欢把时间拿来与里欧的表姐夫妇米哈尔与雅可夫相处，他们是住在西耶路撒冷的虔诚犹太教徒。

我熟识许多旅居此地的人，但我觉得他们多数与我不同。里欧的曾曾祖父母是当年第一批移民此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一，通过这层关系，我与这片土地也有了实际的联系。看着里欧虔诚的表姐夫妇诵读安息日祷文，我对犹太教仪式感到相当好奇。这对夫妇在客厅挂了一幅耶路撒冷知名画家所绘制的哭墙画作，但画面里少了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圆顶清真寺[26]不见了！

里欧的表姐夫妇非常重视隐私，他们仍笃信传统且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米哈尔是里欧的表姐，他们的外曾祖父似乎是欧洲犹太人或来自德系犹太人家族。米哈尔出身自一个不信教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家庭，却嫁给一位来自也门的虔诚“阿拉伯犹太人”，这个举动等于公然挑衅了她父母以及当时整个德系犹太体制。雅可夫的世界观令我着迷不已，我从未见过像他如此诚实、观念如此政治不正确的人。他自称阿拉伯犹太人，光这一点就让在以色列“上流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德系犹太体系，甚至连他妻子都非常不满（此刻米哈尔已因为癌症离开我们，但我想其实她心底还是喜爱她也门丈夫各种古怪的观点，所以才会甘愿惹恼她不信教的德系犹太父母，成为一位虔诚的教徒）。雅可夫与他母亲说的是阿拉伯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母亲年纪轻轻就带着两个孩子从也门移民以色列，她去的犹太教堂所有仪式至今仍以带着浓浓阿拉伯口音的希伯来语进行，一切与千年前的也门无异。

对我来说，把周末拿来陪伴雅可夫与米哈尔，比听那些旅居人士讨论中东政治更有吸引力。这些水土不服的欧洲人总把中东和平挂在嘴边好满足自尊，这些人认为自己对促进中东和平有所贡献，他们会不自觉地自我欺骗，或甚至深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参与让这个地区有所改变。身为记者，我理当一同加入这一团混乱之中。但我没有，我实在不爱这一切。

我没有如我身边外国人期望的那般公然批评以色列。这个新国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称主权，捍卫着连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抱负，这一点让我极度感兴趣。我也对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感到好奇。

也许当时我是想试着融入西耶路撒冷当地人，才没有在一开始就加入旅居者与激进以色列人的行列，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西岸地区政策。

我在耶路撒冷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欧莉，她是位西班牙裔美国犹太移民，她不信教，但却是激进且充满决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用来形容像她这样的人，她跟那些相信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27]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她认为以色列国领土应该从地中海沿岸一路拓展到约旦河，这片土地是给犹太人的，只有犹太人能独享。她跟里欧从认识第一天起就不对盘，但我很庆幸能认识欧莉，她跟我的孩子们也成了朋友。我们一家人在艾梅克勒方街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展开新生活之后，当寂寞第一次来袭之际，是她拯救了我。

我彻底被欧莉迷倒，她会用法语写诗，用西班牙语做梦，用英语与希伯来语进行日常对话。她身材丰满，双腿修长，短裙之下的结实双腿泛着古铜色泽。她四十岁，而且单身。

从某方面来说，她的形象正是我当年对自己的想象。虽然我年纪比她小，但我想跟她一样，感觉如此“年轻”；我也想跟她一样，拥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我还想学她穿着迷你裙炫耀一双长腿，但在耶路撒冷我永远没胆量穿上。此外，我也羡慕她单身。单身？好吧，也许没有。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羡慕她这一点，因为我实在太喜爱那种充满“男人味”的拥抱，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太多幸福》里，曾如此形容男人的拥抱：“要是他们爱你，感觉当然更加美好，但就算他们只是为了保护你，而把拥抱当成一项古老而高贵的协议、一项非履行不可的义务，这样的拥抱虽缺乏热情，却也同样能抚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