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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一觉醒来,我意识到,我不能动了。我在瑜伽后遗症的痛苦中发现,原来有几百块很小的肌肉——颈后、腋下、骨盆区域、腿的前部和后部——在日常活动中,是我们丝毫没有注意过的。在我躺在那里的10或15分钟里,试图鼓起勇气动弹时,我突然想到,瑜伽就是觉察那些肌肉,训练它们,感受它们,我当时经历的惨境一定是40年来对自己的身体不闻不问的某种报应。我还好奇,这种身体上的境况是不是我灵性境况的隐喻:或许,无疑,有整片的精神版图是我这些年来乐呵呵地没有觉察到的。

当我尝试从床上坐起时,肌肉的无声呼喊变成了洪亮的尖叫。最甚的是,我饿极了。我躺在那里凝神在饥饿感上,想象食物在嘴里的愉悦(出于某种原因,那个早晨我特别想吃米糠松饼,要烤过的,涂上厚厚的黄油,一盘新鲜水果,热腾腾的黑咖啡),然后缓慢地吸气和呼气,一次。再一次。又一次。我试图只动我的脚,发现自己能轻轻地扭动画圈。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动手。还不错。照这样,过了15分钟,我已经能坐在床沿,双手抱胸维持在那里,这样就不用动到腹部和背部的肌肉。窗外,我能听到鸟儿在徒劳地敲打。我吸气,呼气,费劲地支撑着站起来,无意识地呻吟了一声。在浴室里走来走去,沐浴、吃药和穿衣服又用了15分钟,但随着肌肉变暖以及布洛芬开始发挥作用,疼痛稍微减轻了。当我走进主屋时,发现仁波切正在等我,他站在洗碗池旁,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一只手里有一杯水。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喝水了,”早上我问候道,“太好了。我还担心自己作弊了呢,因为我在吃布洛芬时已经就了几口水。”

他又装满一杯水,递给我。

“你没告诉我你是个瑜伽大师。”

他快乐而亲切地大笑。“奥托今天有疼痛的肌肉,对吧?”

“奥托有伤痛。他的自我受伤了。他这个人内心的本质变成了疼痛。”

他一直在笑。“下次就没这么痛了。”他说,我们喝完时,他举起我的行李箱,扛着它和他那著名的超大钱包下了楼。在大堂里,我结账时试图背对自助早餐吧,但我能闻到一切。苹果、百吉烤饼、纸箱真空包装的提子麦维里的糖霜葡萄干。我能听到晨间新闻:几个人在英国被拘捕了,因为他们计划在半空中炸飞机。对随身携带行李的新规定将会落实到位。为了转移我对食物香味和坏消息的注意,我填写了一张意见卡,告诉格兰斯泰的管理层我觉得房间有多赞,很快我们就坐进车里,开走,加满油,在53号路上开始北行,直奔苏必利尔湖。

每隔半小时左右,仁波切就让我停车,我下车站到路边去,伸展个10分钟,拿一瓶水喝,然后回到驾驶座。这段路途因此而变得漫长。德卢斯是我们路线上的下一个大城市,一开始有信号服务,于是在其中一次停车时,我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随意选了一个按摩师,预约了明天早晨的服务。

我一直都在想着吃。我不太严肃地想过,不遵守我身体的日常作息规律可能会对我有害;某个器官——或许是脾脏——会不会因为缺少热量的摄入而停止运作,永久性受损。我想象吉妮和孩子们吃饭的画面。我想象自己工作时的场景,在10点休息时从容地吃提子司康饼、喝咖啡,要不就拐个弯去皇家泰姬餐厅吃腰果咖喱鸡和玫瑰奶球。每次我们经过出口,我都看着连锁餐厅的招牌,想着人们在吃漢堡包、薯条和工厂制造的樱桃派。上帝会对那些人生气吗?宇宙的造物主会因为他们满足口腹之欲而审判他们吗?似乎只有吃才是正确而自然的,克制不吃是一种暴力。一个非常合理的内在声音一直在跟我念叨,偷吃一小块巧克力,打破仁波切的斋戒吧。但我没有。

在威斯康星州中北部的某处,肥沃的玉米地落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正驶过一片多石的地域,有久经风霜的住屋和杂乱的农场,我说:“我必须得说,我不明白不吃东西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仁波切说。

“那为什么要做?吃是邪恶的吗?有罪吗?我不懂。”

“不邪恶。”

“那是什么?告诉我。”

“吃。性爱。电影。波零(保龄)。好事。都不邪恶。不过它让你一直想着这件事本身,对吧?”

我想起吉妮和我新婚的日子,以及我们爬上位于三楼的切尔西式无电梯公寓时,我一直感觉到的极大期待感,我们手挽着手,知道我们会做爱。我当时想着它,事后想着它,第二天早上,下午,再次走上楼梯时仍想着它。“是的,我猜是这样。当然。”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