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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那家伙在微笑,那也是世界上最细微的微笑,足足有一英寸的十六分之一吧。

“你不信。”仁波切说。

“坦白说,对。”

“非常不好,奥托!”

“好吧,我只是在跟你实话实说。这幅印刷品的原画很可能是一百年前画的。”

“八百年前!八百!”他松开我的胳膊,举起八根手指。

“那就更是这样了。我当时又不在。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我呢?”

仁波切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在那一刻,是一张可怕的脸,坚硬坦诚,脱下了平常文雅社交的外衣。他似乎在试图告诉我关于他自己、关于我、关于人生的事,却没有用话语。“你没看到,是吗?”他最后说。

“没有。”

这似乎让他一瞬间暗淡了。他点点头,没有中断眼神接触,然后怪异地伸手揽住我,一个飞快的拥抱把我重重地拉向他。

我从他的拥抱中松脱出来时,正准备告诉他,他从一开始就高估我了。我根本不是一个多好的灵魂,我不特别,我更加极其不可能有个神奇的外甥女,或者被选中做什么对拯救世界或者摧毁世界必不可少的灵性工作。尽管他感知敏锐,但找错人了,仅此而已。或许西西莉亚误读了她的一个视像,把我安插了进去,而事实上,仁波切应该被介绍给在帕特森扫人行道的那个人,坐在宾州加油站附近的那个家伙,墨西哥餐厅外面卖冰棒的人,或者今天给我们点菜的栗色女人。完全就是个错误,我正准备告诉他,该停止这种蠢事了。我应该买单,带他去演讲。忘了功课吧,我想说。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我只是在箭牌球场呐喊的人群中的一个。普普通通,十足的美国人,并为此骄傲。太过富有、软弱、畏怯,不敢在任何人身上标上灵性的印记,除非是我自己的狗和孩子……还得在心情好的时候。

就在那一刻,栗色的女人出现在我的左肘处,靠近挂图小室里的我们。我以为她是来问为什么我们还占着桌子,还没埋单走人,这样其他顾客就能坐在那里。但她手里有东西,我看到,那是一条蛋青色珠子做的看起来价格不菲的项链。她的脸上保持着细小平和的微笑,但这微笑摇摆不定,仿佛她很激动,或者紧张。她对仁波切深鞠一躬,对他说了什么,尽管我一个音节也听不懂,显然从她的姿势可以看出,她在征求同意,想把项链套到他的头上,而且她对他的崇敬与我妹妹如出一辙。仁波切点点头。他低下头,女人踮起脚尖,用那么敬畏的姿势把项链给他戴上,我告诉你,我几乎开始勐烈地颤抖。仁波切把她的小手握进他的大手里,对她说话,就好像他们是母子,或是兄妹,就有这么亲密。几句话之后,她转过来看我,用她巧克力色的眼睛细察我的脸。她把凝视转回仁波切,他点点头,然后女人用同样的敬畏、同样超脱的平静对我鞠躬。不,不,我想告诉她。我想扶住她的肩膀说,不!找错人了!我是奥托·林林啊。你看,我可以掏出钱包,给你看我的网球俱乐部会员卡。我喜欢性。我非常喜欢食物,很可能太喜欢了。我偶尔吼我的孩子,而且我有意见,非常批判性的意见,对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有。这是个错误。我不知道他都说我什么了,但那不是真的。是个错误!

但是,谁知道为什么,我接受了她的鞠躬,点头回礼。然后仁波切搂着我的肩膀,领我出门——我们没给钱——横穿州街,走进一栋大楼的门。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上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另一扇门,它通向一间没有家具的房间,只有垫子和枕头,五六十张脸带着令人恐惧的期待盯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