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2/2页）

好吧，我是旧观念的拥趸，相信一个人如果活得正派，以后就能升上天国。我不反对。但是有时候，在搭乘通勤火车回家，经过哈莱姆区的公寓楼时，或者娜塔莎和安东尼沉迷于IMing聊天的时间太久，我叫他们放下手机，好好完成一场家常便饭的疯狂现代仪式时，或者只是手里拿着一杯黑皮诺，站在朋友50岁的生日派对上时，我都能感觉到这股突如其来的疼痛，顺着我的皮肤划开，我就像患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流感。只有一刻，只在一瞬，它就能刺破我生活的闪亮外壳，就像一把剑从接缝处刺穿铠甲。

即使在父母过世之前，我也有过类似这种感觉。但在那一天之后——2月7日，北达科他州一个严寒的周二——就好像有一层幕帘被拉开，日常生活的杂事和愉悦都被衬在疑惑的背景下比照。目的，计划，更深层的意义，我能信任谁来告诉我？治疗师？本地部长？还是比我多活十年、见过更多世面的网球搭档？我发现自己不只在夜里睡觉前琢磨，去上班的路上，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电视时，跟孩子讲话时，甚至，有时候，就在吉妮和我刚刚做完爱时，也在琢磨。

所以，我估计，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让我完全做好了这场非凡冒险的准备。如果我胆敢用上帝视角来观察，那么在我看来，生活总是如此运作：你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诚挚的方式问某个问题，答案就会浮现。但是，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那个答案会根据它自己神秘又神圣的时机来到，而且通常不以真面目示人。它的到来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不愿要它，或者一开始就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