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急乱投医

这赵太医先诊其左手，次诊右手，便叫：“老夫人抬起头来，看看气色。”那李瓶儿真个把头儿扬起来。赵太医叫西门庆：“老爹，你问声老夫人，我是谁？”西门庆即叫李瓶儿：“你看这位是谁？”那李瓶儿抬头看了一眼，便低声说道：“他敢是太医？”赵先生道：“老爹，不妨事，还认的人哩。”

——第六十一回

以前读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文，对于父亲的形象以及父亲之死这样一个事件，都没有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倒是对前来给父亲诊病的两位中医记忆犹新。细细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鲁迅这篇文章的用意，不在于对父亲的怀念，而是对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鲁迅先生的文字不可谓不拙朴，语调不可谓不沉痛，但读至医生给他父亲开的药方时，总是忍不住要哑然失笑：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啦，什么打破的鼓皮啦，什么原配的蟋蟀啦。古人有“丧言不文”的说法，鲁迅先生虽然一味地压抑文章的“喜剧色彩”，但欲抑而弥扬，“原配蟋蟀”一类的情节，历来为读者所津津乐道。

鲁迅先生处于新旧鼎革之际，以弘扬西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岐黄之道未除，西医之风渐起，加上他在日本留学之初学的就是西医，他对中医采取的那样一种冷嘲热讽乃至彻底否定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对中医的批评和质疑，是那个时代知识界普遍的风尚。

《父亲的病》一文，因是写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某种文化观念的演绎，更没有理由去怀疑鲁迅先生的这篇短文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和启发。然而，“父亲之死”这一情节，与《金瓶梅》中李瓶儿临终之时的病急乱投医，实在是遥相仿佛。在《金瓶梅》的写作年代，虽然还没有西医一说，但对中医批判之决绝、嘲讽之刻薄，《金瓶梅》相较于《父亲的病》亦不遑多让。

《金瓶梅》中写到的医生（包括民间的游医和所谓太医），大多形象恶劣，形迹可疑。比如说，第十七回写到的蒋竹山和胡鬼嘴——前者打着太医院出身的旗号，行医只是幌子，渔色方为正经；而后者开出的药方，就直接打发花子虚去了阴曹地府。词话本第五十四回中出现的那个任医官，似乎是个比较靠谱的郎中，为人倒还谦逊有礼，但绣像本对任医官的形象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把他写成了自吹自擂、专意图财的江湖骗子：他夸口自己因在王吏部家看病而得到厚礼，是变着法儿向西门庆索取钱财；他炫耀病人送他“儒医神术”的匾额——“写的是甚么颜体，一个个飞得起的”，害得西门庆差一点也要送匾给他。可见相比于词话本，绣像本的作者似乎对当时的医者更加深恶痛绝。

此回写李瓶儿得血崩之症，奄奄待毙。西门庆及其家人慌了手脚，一连请了四位医生来给瓶儿诊病，其中就包括第五十四回写到的任医官。任医官是西门庆时相往来的朋友，自然是第一个被请。西门庆送了他“一匹杭绢，二两白金”的厚礼，讨来一副名为“归脾汤”的药剂，“乘热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

第二位被请上门的，是大街口的胡太医。此人正是将花子虚送往西天的“胡鬼嘴”。他认为李瓶儿的病是因为气冲了血管，开了药方，吃下药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接下来出场的是何太医何老人，已经八十一岁了。这个人据说是个神医，医术精湛不说，他的儿子名叫何岐轩，因为医术高明而做了官，成了“冠带医士”，成天在县中迎来送往，一天也闲不下来。儿子何岐轩如此炙热，其父的医术想必更加不同凡响。何老人的诊断结果与胡太医不同，不是什么气冲了血管，乃是精液冲了血管（亏他老人家想得出来），正要开药方的时候，第四位医生——赵太医 “赵捣鬼”拍马杀到。

这个赵太医本名赵龙岗，是韩道国推荐的，据说是专看妇科病的医生。明末中医的分科似乎已经很细了，除了妇科之外，《金瓶梅》中还几次写到“小儿科”。此回写四位医生来为李瓶儿诊病，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按照先后次序逐一描述。前两位是一个接一个地来，后两个则是同时抵达。《金瓶梅》的叙事，在这样极细微的地方，也能显出它非同一般的灵动有致。

有了前两位大夫“越医越重”的教训，西门庆此时心中焦乱，对医生的医术似乎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乔大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何老人、赵龙岗两位大夫一起切磋切磋，互相讨论一下，细细论出病源，再斟酌下药不迟。西门庆就将这番意思告诉了何太医，让他先不忙开药方，等赵太医诊脉完毕，一起商量着下药。没想到，这位自称是祖传三代、熟读一切医书典章的赵捣鬼，在诊脉的时候就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