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社会风习之别（第2/2页）

在此，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流露出对当时世风之变的忧愤。公然称妻子为太太，在留仙看来是世风日下的一个明显例子，作者因而大为不满。他的意思是说，在过去，只有缙绅之母可以有“太太”之称，将妻子称为太太的，只有“淫史”中的林太太、乔太太罢了，其他的例子没有见到。这段话饱含讥讽，语调颇为不屑。

那么，蒲松龄所说的那部“淫史”究系何指？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因与乔大户结亲，称亲家女眷为“乔五太太”或“乔太太”，故而书中也有“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这样的回目。而在六十九回，西门庆因垂涎于王三官妻子黄氏的美貌，前去拜见王三官之母林太太，并与风韵犹存的林氏成其好事。至七十八回，两人再度会面并交媾，回目也变成了“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结合蒲松龄“淫史”之讥诮，细绎《金瓶梅》的相关文字，蒲留仙所说的林、乔，当是《金瓶梅》中林太太与乔太太无疑。[9]这至少可以间接地说明，蒲松龄对于《金瓶梅》所描绘的临清一带的淫靡之风，表现出相当的愤怒与鄙薄，并对《金瓶梅》直陈其事、无所忌讳的“自然主义”表现方法极为不满，目之为“淫史”。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蒲松龄之所以会将男女之事托于狐狸鬼怪，自有道德和修辞等多方面的考虑，并不完全像陈寅恪先生所推断的那样，当时的北方社会并无这样的妖媚之女，只能于梦寐中求之。考之于蒲松龄本人的生平、思想和道德观念，也可以证明此点，这里不再细论。

陈寅恪先生晚年病目之后，孜孜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替一妓女作传，为当时及后来的许多学者所不解、骇怪乃至诟病。然而陈先生“以诗证史”且别有寄托的研究（写作）方法，实则开启了一代风气。不仅是诗词，陈寅恪晚年对小说也多有留意（比如说他对《再生缘》的考证）。至此，文学文本与所谓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终于被作为一个问题首次提了出来并付诸实践。

这里的疑问是：1949年之后，以遗老自况的陈寅恪，会不会去读以淫史秽书著称的《金瓶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