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

在医院输一次血花了八个小时后,母亲回到了姑妈的乡村小屋。输血过程中因为母亲高烧的缘故,被迫中断了两次。她的一个朋友全程陪着她。那天晚上,我问母亲感觉怎样时,她说:“输了那么多血,感觉有点罪恶,好在这五十年来,每次看见红十字协会的采血站,我都会献血,所以可以要点回来。”

母亲回到乡村小屋的前几天过得还算顺利,只是每天都撑得很辛苦。但是只要坐在七月的阳光下,看着孩子们,有精力的时候念书给他们听,这样就足够了。母亲被诊断患有癌症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

她非常清楚自己活得已经比预期久得多。有一天,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发烧,而且越烧越厉害,那时妮娜、萨莉和孩子们都在外面游泳,母亲就自己打电话叫车送她回城里,但出租汽车公司只剩下加长礼车了,母亲不想麻烦任何人,就叫了那辆礼车。礼车半小时后到了,母亲说服了妮娜让她自己一个人回纽约。她坐着礼车离开时,所有人都向她挥手作别。

母亲已经到了进医院之后就出不来的阶段。她是如此虚弱,体重已经不到四十五公斤了。后来,妹妹说如果孩子们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看着她进一辆豪华礼车,不知道那是否是最糟糕的事情。父亲和我在医院里等母亲,医生让她躺在病床上,我看见她的胸腔上用做化疗的人工血管在她的皮肤下凸起来了,这个再无任何用处的外来之物就像是公寓里废弃的煤气管道,但现在的公寓已经采用蒸汽和电了。

之前母亲体内的支架,是为了让她的胆管与肝脏保持畅通而装置的,但现在出现了炎症,必须更换支架,这让她在医院住了三天。妹妹迫切地想要跟孩子们一起回到城里,但母亲不准,说不可以,他们要享受郊区生活以及游泳池,她出院后会再回去,父亲也会陪着她。

我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母亲,问她是否有书可以看,她说有。她输液的时候,我拿起放在她枕边的《每日的力量》来看,那天的内容是:“意义重大,现在我是如此衰弱,千万注意不要让自己过于劳累,因为这样我将无力再对他人的愉悦做出贡献;一张恬静的脸,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我让家人更加快乐的最佳方式。可惜有些时候,我们的意志会影响这些义务的履行。”(伊丽莎白T.金)

母亲四天后回到了郊区小屋,她不想错过与孩子们共度时光的机会。她回来得很及时,正好赶上她组织的生日派对,庆祝米洛六岁,尼科十七岁,还有我的四十六岁生日。我们三个人的生日都在七月,母亲希望为我们一起办一个大派对,然后再分别为我们庆祝。

那天父母为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给我的两个。我打开第一个礼物盒,里面装着一件奶油色的毛衣。毛衣很漂亮,只是不像是我会穿的样式,我谢过母亲之后就把毛衣塞回盒子里了。她还为我买了好多好书。因为她自己都还没有看过,所以另外加买了其中一本自己看。这本书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刚刚出版的小说《布鲁克林》。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托宾的其他几本小说,《大师》、《夜的故事》、《黑水灯塔船》等。托宾对于描绘男同性恋与他们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我和母亲从未讨论过的主题,可能是因为太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向父母坦白了我的性取向,当时我是休学一年的大一学生,在洛杉矶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了所有人我是同性恋,但过了两年才告诉父母,因为我担心那会改变我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最终,我觉得无法再等下去了。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同性恋的短篇小说,投到一家全国性的同性恋文学杂志并被采用了。我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让父母有个心理准备,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由于我是写信,所以母亲也写信回复了我。她在信里承认看到信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和不安,但是接着她又气自己为什么会生气。她说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大的快乐,她也希望我们都能获得这种快乐。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作为一个同性恋意味着我将面对更为艰难的人生,没有人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艰难的人生。她补充说,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希望我当个作家就好,不要做同性恋作家。

父亲对此能够接受,母亲写道,他唯一的担忧是我是否会到处宣传。来信的结尾,他们说爱我,我们以后可以再就这个话题多聊一聊。但我们再也没有聊过,在一小段的别扭时期之后,我坚持他们对我的爱与支持和原来一样。当我把大卫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母亲大概始料未及,妮娜在大学毕业几年之后,也向他们坦白自己是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