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一年（第2/3页）

“看，那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英国可卡犬。主人是一位从圣地亚哥来的女人，她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们工作。她的女儿在参军。”

我不想看到什么可卡犬，也不想见圣地亚哥来的女人，更不想知道关于她女儿的事。除了母亲，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想跟母亲讨论书或大海，然后在温柔的海浪声中沉沦。当然，我喜欢狗。但所有这些陌生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会让美景减色的。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这些人打扰了我与母亲所剩无几的有限对话，我感到愤怒。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总想要与别人交谈？等待化疗时、在出租车、机场、市场、难民营以及晚餐会上，这些人总是有太多话要说。“就没有那样的时候吗？妈妈，当你只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或者只跟你认识的人说话？”我问，“看起来你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在见人。”

“我不是总想要见人。”

“才怪，你总是想要认识人。”

“不是，我有时候也不想。但认识人不是什么难事。只有先去认识某人，跟他说话，最重要的是问他问题，才能确定你想不想认识这个人。而且我没觉得这对我是种打扰——他们给了我们更多的话题，就像书一样。”她停顿了一下，“但我真的不是总想要认识人的。”

突然，一只可卡犬在午后的微风中闯进我们的视线。它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你好，苏珊，这是我儿子，威尔。”

“很高兴认识你。我刚从纽约来，”我开口寒暄，接着说：“妈妈跟我说你在圣地亚哥为需要特殊服务的孩子工作。你的女儿好吗？她在军队里，对吗？”

回到家后，我试图想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学一回到家里就会问母亲一天过得如何，或是问父亲他声音沙哑是不是因为感冒了……之类的。我还记得从寄宿学校回家后就会这么问他们，但当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敷衍了事地问一下。

我不懂得怎么询问和聆听（是真正地用心聆听），也习惯寻求乐观的答案来满足自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所好转，不会从糟糕变得更糟糕。可我的母亲却令我失望了，我绝望地盼望她的病情能够好转一点，可怎么越来越差了？

我带着琼·狄第恩的《不可思议的一年》来到佛罗里达。我和母亲在这本书刚出版时都看过，但我想要再看一次。狄第恩在书中描写了丈夫突然去世后自己的生活，她在书中的前几页对此做过描述。书中也写到了她的女儿一度病重，濒临死亡，之后却又痊愈了。悲剧的是，她的女儿在这本书写完之后、出版之前，死于胰腺癌。《不可思议的一年》是一本关于死亡、悲伤以及疾病的书。

狄第恩把丈夫去世的悲伤与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觉做了比较：

“悲伤，当它袭来之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跟我父母死的时候不一样：我爸爸在八十五岁生日前夕去世，妈妈在九十一岁生日前几个月去世，两人在去世之前都经历了几年之久的逐渐衰弱。他们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很孤独（无论多大年纪的孩子，被父母抛弃时都有孤独感），为过往的时光，没有说出的话语，为无法分享的，甚至无法用任何现实的方式表达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我沉浸在这本书中，并且不时回去看那一段话。母亲还没有去世，她还好好地活着。我虽然难过但并不孤独。而且我还有机会去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不用遗憾后悔。我有机会来感激并且减缓母亲的痛苦、无助，以及生理上的羞耻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母亲还活着，却也即将死去。她想要谈论朋友、工作、孙儿、房地产和我们正在读的书（特别是狄第恩的书，我刚看完母亲就又重读了一遍），音乐、电影、交通、好笑的故事、旧日子以及我的工作……那是一个漫长的单子。她想要与我、与所有的家人一起共度时光，但也想要认识新朋友。

我体会到狄第恩用字遣词的智慧：分享与接受。我发现，只要我愿意跟母亲讨论任何她想谈的，或是仅仅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陪着她安静地看书，这些都是分享。我甚至没有探究，没有追问，或是没有注视来表达对她的接受。

那是愉快的一天。天色渐晚，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我们把从熟食店买来的火鸡与面条加热一块吃了。晚饭后，我们一起看了关于政治人物李·艾特沃特的纪录片。我们都很喜欢这部片子，只是影片以他死于癌症结尾，还有一些他饱受疾病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镜头。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抬头看了几次，想看看母亲在做什么。影片结束后，我问她感觉如何。我继续努力用从《疾病的礼仪》一书中学会的方式提问：你想要告诉我你的感受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建议，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这种提问就会看起来有点做作，太过正式，就好像当教室里只有你和老师两个人，你仍然举手提问一样。这种问话方式很适合打电话，但当我和她在佛罗里达的房子里时，这么问就会显得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