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闲情与野性（第3/3页）

既然中国书场本身是一个传统，书面写下的“定本”便只是这传统的一个部分、一个角落、一个片段。深掘广探，之所以称其“闲中著色”，便可能是基于不同时空的、后世异地的读者误以为说书人或作者之叙述撒泼放野，闲说废话；其实对彼一时空的、当世在地的书场听众而言，洒碗面汤或误场演讲却可能是兴味极足的段子。那兴味出自说书人与其书场听众互享共有的语境。

吴敬梓在茶馆里找到的理想形式

在那个杭州说书人和他的秘密客户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形的语境契约：后者可以不关心那三天之间说书人拖沓了或创发了如何有趣的情节，他只关心他想要知道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成是他已经听过的）武松打杀西门庆的动作细节。可是在同一位说书人和那三天里日日前来捧场的听众之间，《水浒传》平添了另一种即兴衍生出来的野性叙述，彼一野性叙述是这些熟悉书场语境者始料未及的。他们是否对说书人在那三天之间的表演感觉满意？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推测：同样基于书场语境的供需索馈，也可能发生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换言之：书面“定本”正可能是一个来历复杂的语境的产物。会耍口技的柳麻子其生也晚，倘若他那个“武松打店”的段子早出一两百年，说不定今本《水浒传》“定本”的第二十三回里就多出一节“店内悄无人迹，武松且扛起哨棒，对着一堂空缸空甏蓦地一吼：‘主人家怎地不来？’但听四壁回音大作，瓮瓮有声。”果若有此一节，来不及当场聆听柳麻子说书的后世读者也只有三种理解此节的途径：视之为无关宏旨的赘语，其一也；视之为帮衬气氛的点缀，其二也；视之而不见，其三也。我们今天读《水浒传》到李逵要劈罗真人之前，早知这铁牛性情急躁，不待多溅一碗面汤来佐证，可是“定本”中偏叫李逵拍它一桌子，在读到那将近五百字的叙述之际，我们只能揣想臆测：我们无从得知某种只在书场语境中才能品尝回味的奥秘。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去：对于开过茶馆的吴敬梓而言，书场语境存在与否并不至于构成小说创作上的困难。他的《儒林外史》原本不是为提供书场中人敷衍铺陈而写；可是，他却显然从中国书场中那种“专在无事中生事”、“闲中著色，精神百倍”的法门中得到诀窍，每能自出机杼，寻一微枝细节（如马二先生的嗜吃）入手。据徐鳌润先生《现代人看〈儒林外史〉》一文引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鱼门）诗“沉醉垆边落拓才”推测：吴敬梓开过茶馆。那么，这位身当“康熙（经学）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代”（见胡适《吴敬梓年谱》）的小说家，对学术沦为制艺而文章丧于八股的愤懑得以寄托于章回说部则其来有自：中国书场原本多寄棲于茶肆酒楼，其充满野性的叙述则恰恰成为讽刺腐儒及彼一僵硬制度的理想形式。胡适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见前引徐鳌润文）

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当然可以容易又方便地指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乃至《孽海花》都不免学步于《儒林外史》这个“普通法式”。如果不囿于题材之别，连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恐怕都是直接蹈袭此一规模的作品。但是，它的“没有布局”、“拆开来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果真那样易学又方便么？20世纪以后的小说家不得不这样问。

不可承受的

失落了书场传统及其语境的小说家，倘若试图“再造”或“重现”一个由章回说部所建构出来的叙述，恐怕会有山高水远、道阻且长之叹；他的读者已经失去了观赏走马灯的兴致。即使这部走马灯的每一面都自成段落，连缀起来又可至无穷，恐怕仍无法挽回读者们的视线。因为走马灯的趣味太“闲”，一部毫无布局、毫无结构、渐行渐远渐无穷的走马灯又太“野”，现代人对小说叙述的容忍力无法承受这样的闲情和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