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决知识的疆界（第5/5页）

这种排列整齐美观的对仗只能一面迎合某个时代的诠释权力团体（如：受过文学专业训练的学院研究人士、书评家）方便挥发他们对消费机制的不满，一面又迎合同一时代不受高额知识分子尊重却主控大量的购买行动的市井小民。最后，俗见引出更下流的俗见：“我们只有期待又叫好又叫座的小说。”或者：“小说家努力哟！等着看你写出既有艺术价值又具商业价值的作品！”我称这样俗鄙至极的意见为“加努斯（Janus）势利鬼”。加努斯是罗马神话里的两面神，“加努斯势利鬼”则是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伥奴，他们却在审判小说。

就在西方文明方才度过所谓黑暗时代、逃出宗教审判的边缘上，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摩斯（Erasmus, 1466—1536）在他的《箴言》（Adages）里这样写道：“建立一座以全世界为畛域的图书馆。”这话并非狂言，且极可以立刻成为小说之认识论的尺幅。此后，一个先发又独特的例子——

小说曾经在理性主义时代向法相庄严的思想家开过玩笑：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化名鲁滨逊把自己流放到榛莽未开的孤岛，只手打造一个既荒诞离奇又匠艺工巧的文明；此一复杂性成为整个时代氛围里的噪音。作品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为小说家加码，更无损于他首度将“孤岛”与“叙事”发明成“对理性主义世界之不耐”的先锋地位。比笛福早两个世纪的摩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虽然率先登陆乌托邦，成为此类小说之远祖，可是他却没有在岛上打造时间，也失去一个利用叙事来叛离其当代论述（重返古典，再现希腊）的机会。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笛福比摩尔伟大，两者也都无法在鄙俗的“加努斯势利鬼”那里获得青睐（“加努斯势利鬼”要不就指责他们的思想封建保守，要不就指责他们引不起新新人类的阅读兴趣）。但是，笛福和摩尔还是可以比较的：笛福有“身为一个小说家的自觉”，而摩尔没有。摩尔（几乎像司马迁那样）更重视文字书写的伦理与实用价值，以及相当程度的科学价值。在《乌托邦》这本刻意用拉丁文写成、试图以某种逼真手法（有如国情简介手册那样的清晰）影响欧陆贵族的“建国方略”中，摩尔从来不知道小说有其自身的意志与目的——虽然他已不自觉地透过小说建构了知识。

笛福“在孤岛上的时候”，却必然体会得出伊拉斯摩斯的话何以对小说家影响深远：

建立一座以全世界为畛域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