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佻达飞扬的色彩(12)

那是唯一的一部。我很高兴跟他有那次合作机会。他现在又回到原来啊(笑)。跟他合作是很特别的经验,我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一直演那种冷面幽默的东西,不太善于表达内心的痛苦,要哭啊、喊哪,要他去演这些,他习惯用一种幽默的方法去演。我跟他说这样不行。那时候他不是很有自信。

王斌有次告诉我,拍完《活着》后,王斌和葛优坐汽车从天津回北京。在汽车上,葛优跟王斌说:“哎呀,《活着》这部电影,我没演好。”王斌说:“怎么可能呢?演得很好。”他说:“你不懂表演,这电影我没演好,不成。”所以你看,他不觉得自己那部片演得好。戛纳电影节时《活着》去参赛,因为被禁了,我不能去,就鼓动葛优去。都给他买好了飞机票,上飞机前他跟我吃饭还跟我说:“我不去了。”我说:“你有希望哦。”“哎呀,我了解,我没希望。”(笑)他当时两个想法,一个想法认为我的电影都是为巩俐拍的,他可能只是为巩俐抬轿子。第二,他不满意自己的表演,因为不是他习惯的方法。后来我们硬把他送到戛纳去,结果得了最佳演员(笑)。那是亚洲演员第一次得那个奖。我很高兴。

葛优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跟大家关系都非常好,是个很聪明的演员。我觉得他真的是要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现在演贺岁片可能让他过于定型,我希望他能有更多机会。他现在的苦恼就是没有好机会,现在就只有贺岁片,大家又愿意看,又那么卖钱,容易把他固定化了。我相信他现在很苦恼,希望他能有改变。但他真的是个好演员,他是可以演各种角色的。

●──近几年在《英雄》跟《十面埋伏》中,您跟香港当红的演员,包括梁朝伟、张曼玉、刘德华等人合作,这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以前没跟他们合作过,合作过后我觉得明星就是明星。是有道理的,他们都很有经验,很有表演能力,真的如此。他们在香港这个地方演了几百部电视剧、上百部电影,现在能成为明星,都是经过这个来的,货真价实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不满足。像梁朝伟、张曼玉在《英雄》中的表演,他们都不满足,因为《英雄》是个导演风格的电影,演员塑造人物的空间没有那么大,他们两个觉得尽是打斗戏,没有演过瘾。刘德华也觉得在《十面埋伏》没有演过瘾。他们都是一流的演员,日后要是有合适的戏,我还要找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演得很好。

●──在《千里走单骑》中,您跟日本传奇性演员高仓健[11]合作,情况又是如何?导日本演员的戏,有哪些特殊的挑战?

高仓健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在我心目中他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因为佐藤纯弥[12]导演、他演的《追捕》(1976)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唯一一部精彩的电影。这个偶像印在脑子里太深了,那时没见过别人啊。现在看了那么多电影当然没问题,那时候就那么一部,全中国人统统看,每句话都背下来。所以高仓健这三个字成了代名词,到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还用这个词,形容一个情境、形容一个心情很“高仓健”。这是我少年、青少年时代一个非常深的历史回忆,这段回忆是抹不掉的。我不是说高仓健强过任何人,而是这个回忆比任何演员带给我们的都深,所以有特殊的意义。我特别想跟他合作,但原来就觉得这是个梦想,不可能实现啊。

五六年前我跟他见面,他非常喜欢我的电影,就谈到合作。我就觉得“唉,有可能”,我为他编了一个故事。要编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故事很难,因为很容易落套,很容易编得像一般的那种故事,很表面化。

●──有日本的编剧参与吗?

没有,是我自己想的故事,然后请人来写。五年来换了七八个作家,最后终于写成了,邹静之[13]把它写了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我自己也算是编剧,一直在说我自己的故事,一直跟他们谈。

跟高仓健合作很有意思。一方面,语言不是障碍,你能感觉到他的表演。我都听不懂,但我都能感觉到哪一遍演得好。他演得非常好,非常专业。第二,他是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对人的那种关注、对人的感情的那种关爱,可以影响到所有的人,弄得我们全组都非常爱他。我以前没有碰到过。最后跟他分开的时候,那些女孩子们都哭得乱七八糟(笑)。而且不能看他演戏,高仓健演一个告别的戏,这个戏没有什么,就是转身走了,愈走愈远,愈走愈远,很简单的一个镜头。我那些女助手、副导演、场记什么的,拍一遍,哭一遍,拍一遍,哭一遍。这个镜头就是远去,什么也没有,她们就想哭,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她们是被高仓健吸引,真的投入自己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我跟这么多演员合作,没有一个演员会影响到普通的工作人员,使这些人爱他,他们真的是爱他。那天我们在云南,高仓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们突然“啪”的一声放了很多彩花、鼓掌,给他一个惊喜,庆祝他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就哭了。他一哭不要紧,我们全组男男女女都哭了。大家都上去跟他拥抱。那八九个女孩子抱着他大声地哭(笑)。我躲得远远的,看他们哭。很少见到大家如此热爱一个人,大家真的是很爱他。他这个人有一种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