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佻达飞扬的色彩(10)
加皮影戏是为了视觉效果，这是我擅长的东西。结尾为什么改？因为当时希望这部电影能通过，人不要死光（笑）。在余华的原著小说里，人是全部死光了，只剩头牛，但电影里不能让人死光，人死光了审查通不过。当时想通过，希望能跟观众见面。还有我觉得，让全部的人都死了的话，也有一点儿故意。我在“文革”就没死，我们家也没有死人，我们家很痛苦，但是没死人。我想没有死的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也是可以的。后来我听说余华对这个改动不太满意，他觉得已经改变太多了，觉得不彻底。但他们是作家，作家比我们自由。他们不了解电影的困难比小说大，我们没办法完全按照小说让人全部死光，那是不行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电影里边加了很多幽默。余华的小说幽默的东西少、很沉重，我用葛优演这个电影，葛优是很幽默的，引发我加了很多幽默在里面。加了很多幽默之后好像也不能死那么多人，死的人多就不够幽默了。这也是当时做的一些调整。
●──《大红灯笼高高挂》从苏童的原著到电影也有一些大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主题大红灯笼，还有一开头屋顶上的戏都是您加上的。
最大的改变是把一个南方的故事搬到北方，一开始我真的是找南方的景，因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是南方，里边有很多潮湿、阴暗的感觉，像是南方的黄梅天、后花园、枯井，到处都是潮乎乎的，那种南方的特别发霉的一种气氛。我一开始很喜欢那个气氛，到中国南方看外景，花了一个多月。可能因为我是北方人，那些景我都看不上，那些景都没意思。后来我路过山西，别人说有个院子你可以去看看，我想就去看看吧，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院子很特别，我突然想到可以把故事放在那里。我是北方人，看了北方的院子就喜欢，看了南方的院子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把那个故事放到北方。故事一放到北方，苏童小说里面那种潮湿、阴暗、发霉的黄梅天的感觉都不存在了。
●──这也是一部相当风格化的电影，有着很强的形式与象征性。
《大红灯笼高高挂》实际上是我社会象征性最强的作品。当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性的许多东西突然有很多想法。我拍得很快，我突然拍了这么一个非常象征性的作品。
●──宅院的男主人即带有很强的象征性。银幕上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他似乎无所不在。
对，他象征着一个大的封建制度，一种无形的力量，环绕着我们，但我们看不见。那部作品的象征性很强，我当年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去表达这个东西。加上我又放进去那个红灯笼的造型，不仅仅是造型、不仅仅是颜色，还放进了一个仪式。我那时觉得“文化大革命”十年，就是个仪式。我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向毛主席表忠心，就是一种仪式，一成不变的仪式。在这种仪式当中，个人性就没有了。所以影片中，重复地点灯、封灯、点灯、封灯，一直在做这个仪式。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完美是不存在的，前面您提到，您觉得您所有作品中拍得最差的是《代号美洲豹》，那么如果要您选一部最接近完美的作品，会是哪一部？
我想可能是《秋菊打官司》。这是我比较完整的一部，相对来说各方面的错误比较小。它的风格很强烈，它的演员表演、人物塑造、故事、思想性、社会性，还有它的娱乐、它的幽默，等等，相对都不错（笑）。我其他的电影就都有很多缺点。
●──您曾和中国电影史上几位最顶尖的演员合作，甚至有些是您发掘的。能不能谈谈跟几位演员合作的经验？就从巩俐开始。和您合作的过程中，她的演技经历过哪些转变？
其实说起这个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倒挺自豪的。现在中国两个国际上最出名的女演员都是我一手发现，跟我合作出来的，所以我真是挺高兴的。巩俐真的是个好演员。不是碰到我，碰到别人，她也会出来，这是真心话。我跟她合作了八部电影，我为她专门去设计角色，当然是有作用，让她得到很好的发挥，但她实际上就是个演员材料。我觉得她最大的长处是爆发力非常好。你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平常她一直很冷很冷，可以一直不动，突然一爆发，“啪！”的那个力量很好。这种能力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