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历史革命与反叛电影(8)

其实我的改动很大。小说的第一版和电影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变动。李碧华的小说对这部电影有很大的贡献，她的贡献就在于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物关系，事实上程蝶衣和段小楼是不能相爱的，但他们碰巧是一对爱人。我觉得这个人物关系从戏剧角度设计得非常好。再有一点，我跟李碧华的观念不一样，李碧华小说的结尾并不是自杀，她的小说是非常香港的，香港文化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总是要活着”。但我想要一个更为壮丽的结束。就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这样的人物，他自杀我一点都不惊讶。他不可能躺在床上活到一百岁，然后说“我的人生很幸福”，他不会，程蝶衣也不会。

●──正是因为改编过的结尾程蝶衣自杀，因此审查出问题被禁？

我想跟《黄土地》的问题一样，他们是在整个观念上不能接受。他是这么说的：“这是1977年，还有人自杀，这不对。如果是1975年还可以。”（笑）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说法，我连跟他们讨论的想法都没有，我觉得非常可笑。你看见没有，连个人生命都是集体决定的，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对吧？一个人要想死，跟时代有什么关系？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是在中国不行。

●──电影中拍摄了许多京剧及舞台表演，您本身是个京剧迷吗？

我不是京剧迷，我不懂。但我通过自己做的研究，了解到京剧是北京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觉得今天的北京已经不再是北京，就是因为京剧已经没有了。我记得小时候，不管走到哪条胡同，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唱京剧。所以我觉得，京剧是北京的生命，我很遗憾这样一种文化被消灭掉了，被我们自己消灭掉了。

我觉得京剧是一种很美的艺术形式，而且我拍《霸王别姬》之所以能拍得比较自如，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有强烈的感情。我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大，我对这个城市有极深的感觉。

●──《霸王别姬》之后，您与制片徐枫[8]继续合作了《风月》，也由巩俐和张国荣主演。《风月》是否意图继续延续《霸王别姬》的艺术与美学创作路线？

《风月》的问题是这样，这是部大家都说不好的电影，但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过多地暴露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采取一种不太合作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风月》里做这样的表达，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逃避，所以《风月》最大的主题是逃避。而如意（巩俐演的角色）是不逃避的，最后注定会灭亡，注定要面对她的命运。所以你看我对自己的文化其实是有很严厉的批判态度的。

但《风月》拍摄过程中我遇到很大的问题，换句话说，虽然我的想法不一定不好，但拍的过程有问题。我太注重艺术，太注重技巧，那种存在于《霸王别姬》里的非常非常“真”的东西没有了。这是我必须承认的一件事。

现在回头看这个电影，我觉得太唯美、太华丽了。这当然不是杜可风[9]的错，这是我的问题。我们太强调用什么技巧去拍它，我们忘了，《黄土地》就是用最简单的技巧去拍的，但拍得非常好。我已忘了简单的力量，《风月》是一个犯错误的阶段。

●──改编剧本的过程相当慢、相当复杂，参与者包括您和老资格的编剧芦苇，以及中国当代两位最优秀的小说家王安忆与叶兆言。[10]能不能谈谈改编的过程，以及剧本是如何成形的？

王安忆[11]、叶兆言[12]都是很好的小说家，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在于我自己想要什么，改编和写剧本的过程中一直在摸索，我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我要什么。其实我做剧本都是这样的，做剧本的过程就是个严格的考验过程，得弄清楚我到底要表达什么。

●──所以原始的故事是您的？

最初的想法是我的。叶兆言写的没能让我非常满意，芦苇[13]觉得他不太熟悉那个地区的语言、文化。最后我和王安忆一起完成这个版本。但王安忆是个作家，并不适合写剧本，尤其不适合给我写剧本。因为我们俩的优势是一样的，比如说芦苇是一个很有世俗情怀的人，所以他写的东西跟我正好合适，能有个平衡。王安忆写的东西精神上是很高的，我跟她有点像，所以我们没办法真正写出一个落到地面上、落到人间的故事，因此整个过程很困难。所以在剧本的阶段就决定了这部电影可能会有问题。

●──重建与捕捉解放前老上海华丽和颓废的气氛，遇到什么困难与挑战？

技术上没什么难度，但是我对上海，说老实话还是不了解，没感觉。就好像一个生活在纽约的人对洛杉矶很难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对上海把握、描绘得都不好，不准确。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当时我自己很兴奋，能有机会再现?上海很繁华的景象，但是那都是很表面的，没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