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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格曼？”

“就是他！他后来阵亡了。其实布瑞尔没有怪我，我们相安无事。布瑞尔和巴里都很能干，但他们不算友好。巴里脾气很差，少言寡语，但他很会做事。我觉得他是个孤僻的人。我们一起差不多飞了二十五次，其中大概有十次往返中国。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从加尔各答起飞，我降到大约一千英尺的时候，右侧的引擎突然毫无征兆地起火了，就这样烧起来。火太大，灭火系统不顶用。我壮胆把飞机拉到最高限度，稳住它，然后我们数“一、二、三”跳伞。我的降落伞打开才五秒钟，机翼就烧断了，飞机像石头一样栽下去。又过了五秒钟，我落在战地医院前的花圃里，扭伤了脚踝和膝盖。还真是方便。一个大块头护士搀着我，我就一瘸一拐地进了医院。巴里和布瑞尔来看我，给我带了瓶酒，表示感谢。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们。”

“你听过什么传言，说巴里弄钱的事？”

“我记得好像听过只言片语。他是那号人。非常彪悍、沉默、机敏。”

“他用什么办法弄钱？”

“那会最常见的办法是走私黄金。你可以在加尔各答买黄金，然后在昆明的黑市上以一倍半多的价格卖掉，换成美金；或者，拿印度卢比回来，在罗伊德银行兑换成美金；或者用卢比再买黄金，形式多种多样。但军队里在抓黄金走私，我不想冒这个险。我知道，如果巴里和布瑞尔走私被抓，我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时刻留意。那时候在中国，用黄金可以干很多事。他们的通货膨胀失控了，要搞到黄金也很不容易。甚至，走私高面额的卢比到中国都有利可图。据说，中国人拿卢比和日本人交易，日本人用卢比维持在印度的间谍活动。见鬼，中国人还卖驴马给日本人换盐。战争中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我觉得巴里搞过走私，他天生精明，而且我觉得他很能征服人。有一次，他探了探我的口风，但我没什么兴趣，所以他没带我玩。”

“他和乔治·布瑞尔走得近吗？”

“这么说吧，他们比一般的中士和中尉走得近，就算在同一个机组里。他们在一起挺久的。”

“那么，如果布瑞尔还活着，我下一个应该找的是他。”

“我知道他在哪。”

“真的吗！”

他犹豫了。他的职业病又犯了，手上有别人想要的东西，就得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刚才，他沉浸在丛林战场的旧日回忆，在那里，他是卡洛维中尉，机灵敏捷，注意隐蔽自己，并控制着无时无刻的恐惧。而职业性的条件反射把他一路拉回现实，回到威廉·M·卡洛维肥硕的伪装，那个以金钱与权威做后盾的精明建筑商、投标人，私下里更忧心的也许是阳痿、审计和心脏病。我能感觉出，他不经常回想二战。有些中年老小孩，每天都会花点时间回想大学生活或经历过的战争，但那些真正长大成人的男人不会幽怨地缅怀过去的光辉岁月。卡洛维就是这样的人。

他重新燃起烟斗，挪动身躯。“两年前《新闻周刊》上登了一篇关于我们公司的文章，写的是州际公路的项目，上面有我的照片。之后，一些多年没有音信的人寄信给我。布瑞尔从德州的哈林根寄来一封信，说得好像他是我的飞行好哥们，其实根本不是。仿羊皮信纸，上面有公司抬头，字体很奇怪。我记得是“布瑞尔公司”。开头三言两语的恭维话，然后通篇在扯他混得怎么好，结尾希望大家能聚一聚，叙叙旧。我回了他一封冷淡的短信，就再没有他的消息。”

“你不喜欢这个人。”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麦基。我们在那边执行的是乏味、肮脏、危险的任务，但毕竟，只是空中运输指挥部。布瑞尔是个职业军人，身经百战。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他会佩上枪，穿成飞虎队，在仰慕他的小姐面前大出风头。他佩在身上的，不是规定的点45，而是一把珍珠柄的点38。还有，他不喜欢降落，他降落的时候汗流浃背、过度紧张。”

“这么说，他应该知道戴维·巴里的事。”

“如果他愿意开口的话。如果他也有份，有份搞到点钱，他为什么要说呢？”

“我对你实话实说，卡洛维先生，但对布瑞尔，我可能会试试其他办法。”

“比如随便搬出我的名字来吗，麦基？”

“说不定。”

“我劝你不要。我们有些闲着的律师，他们都是闲不下来的人。”

“我有数了。”

“我通常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么多话，麦基。你给人感觉不错，是个热切的倾听者，你的微笑恰到好处，很能迷惑人。还有，当然了，你没有完全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