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第3/5页）

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世界在19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

20世纪20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有一帮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

瓦尔特·欧肯，还有弗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16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是德国人发明的。

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废保险制度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地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

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稳，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10%左右，最辉煌的得票率是12%。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党就完蛋。

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1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

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地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