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还记得是2006年，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所大学的教授，发现自己的信箱里面有一万元现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博士生放的，希望教授能够把考题和试卷卖给自己。当然，教授报警，这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最后入狱。在香港，行贿和受贿一样，同样也是严重罪行。

这件事情在香港引发很多议论，尤其是在校园里。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不敢这样做，而是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他们想不通为何有人敢于这样公然挑战法律。原因很简单，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行贿是不对的，不应该做。

一些来自内地的同学也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个教授不近人情，居然举报了，是不是害了这个学生。因为如果对内地有所了解，都知道在高校里面学生这样做是一种潜规则，即便是不接受，也不需要如此绝情。

听完这些讨论，我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当然，如果我是学生，我想也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廉政公署的广告看得多，相关的新闻看得多，知道不要说给公职人员好处是犯罪，就算是私营公司，为了达到目的而塞好处，也会被请到廉政公署喝咖啡，甚至被法庭判坐牢。2003年，一名香港的娱乐记者，为了获得一部电影的独家拍摄画面，给了保安三百元溜进片场，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

但是，如果我是收到钱的老师，我可能会在如何处理上有所犹豫，到底是把这当成罪行举报呢，还是把钱退回给学生，同时告诫一番？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相信，来自内地的这位学生，可能真的不知道，在香港，行贿和受贿一样，是一种罪行。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不收钱不报案的话，未来这个学生就不会再使用这样的方法吗？难道她不明白，利诱别人犯罪，是一件无法让人容忍的事情吗？如果老师接受了，就会助长这种罪行的蔓延，哪怕别人不知道。因为这个学生未来还会继续使用这样的方法，同时，未来可能主动或者被动接受这种方法的老师又多了一个。

在行贿已经是罪行的情况下，如果知情不报，除了纵容罪行，其实也是在藐视法律。在法治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做了，就要承担后果。所以，即便会犹豫，但是我会做出和这位教授一样的选择，正如他说的：“必须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正义的原则。”

我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在微博上有不少讨论。原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行贿本身就是一种罪行，必须和受贿一样“零容忍”。但是从网友们的留言，包括一些内地同行，都有不同的看法。

提到最多的理由：行贿是迫不得已，如果不行贿，可能连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在别人都行贿的情况下，自己不这样做，连基本服务都享受不到。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也是这样的，去公立医院、政府机构，如果不给红包，就会受到刁难。但是，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这样了，不管是服务者还是被服务者，很清楚各自的定位以及权利职责。为什么香港做得到？就算所有人都这样做，错的，也不会变成对的。就算不敢反抗，但如此理所当然，是不是很不对劲？

还有一种理由，如果行贿者定罪，那就会减少举报的机会。其实就算行贿者不定罪，如果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有多少人会去举报？如果举报是因为对方收了钱不办事才去举报，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这样的行贿者不处理的话，那他未来就会去贿赂其他人。

其实举报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行贿或者受贿的人，而是周边相关联的人。这两天在新加坡，听朋友说起他女儿读书的学校校长被调走，接受反贪局的调查了。原因是有人怀疑，这位校长和一家旅行社有利益关联，每次学生外游，收费都要比其他旅行社高，而且一直找这家公司。朋友估计，举报的应该是学生家长，他虽然在去年已经觉得不合理，但只是让女儿退出学校的活动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去举报。而现在，回头再想，其实举报的好处，能够把可能的贪污罪行曝光，而曝光的结果，就是未来可以警醒其他人，而且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公平的环境里。

我一直记得香港的一名议员讲的一句话：在香港，我为何要请官员吃饭？商家请官员吃饭，联络感情，说到底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谋取利益，这个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付出，因为官员手中有权。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像香港的官员那样，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批示给某个人好处的话，还有请客吃法送礼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