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菌

波贾是一簇真菌。

他的身体里充斥着真菌。他的心脏供给身体的血液里满是真菌。他的舌头被真菌感染了。也许他体内多数器官都被真菌感染了。因为他的肾脏被真菌占据，他一路尿床到十二岁。母亲怕他是被人施了尿床咒。她带他去祈祷，在他每晚入睡前给他的床边上涂油——用祈祷加持过的小瓶橄榄油。但波贾照旧尿床，羞耻感也救不了他。他每天早上晒床垫——床垫上往往印着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尿渍——都有可能被街坊的小孩看见，尤其是被伊巴夫和他的堂兄弟图比从他们家二层小楼居高临下看见。一九九三年那个早上，也就是我们见到M.K.O.那一天的早上，正是因为父亲嘲笑他尿床，他才在学校闹了起来。

真菌的宿主并不知道真菌的存在。同样，伊肯纳死后四天，波贾一直待在我们院子里，但谁也没看见他。就在整个区，甚至整个市的居民都在拼命搜寻他的同时，他悄无声息地躲在院子里，跟谁都不讲话。他没有留给尼日利亚警方任何他就在附近的线索。他甚至没花心思去约束那些像扑向蜜桶的蜂群一样涌进我们家的哀悼者。他不介意自己的照片被人用变浅的油墨打印在告示上，像爆发的流感一样在镇上随处可见——公共汽车站、停车场、汽车旅馆和车道上——也不介意自己的名字被镇上的居民挂在嘴边。

波贾诺尼米欧科普（波贾）·阿格伍，14岁，1996年8月4日从位于阿拉罗米街阿库雷高中路21号的家中走失。身穿褪色的蓝T恤，上面印有巴哈马海滩图案。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他的T恤上有血迹，而且已经撕破。有知情者请联络最近的警察局，或拨打电话04-8904872。

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和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局所属频道对他进行了很多报道，他的照片在阿库雷居民家的电视机里循环播放，但他不抱怨。他不肯现身，连行踪也不让人知道，而是决定潜入我们晚间的梦境和母亲错乱的幻觉。于是，在奥班比的梦里，他坐在我们家客厅的大沙发上——就在伊肯纳葬礼的前夜——被电视机里憨豆先生的搞笑举动逗得直乐。母亲常说看见他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她一惊呼或者一开灯，他就会消失。然而，波贾不是普通的真菌，他代表了这个物种的许多表现形式。他是一种破坏性的真菌：一个力量型的人，用蛮力闯入这个世界，又用蛮力把自己逼出这个世界。一九八二年的一天，母亲在床上小睡，他突然在她的子宫里闹腾起来。突如其来的分娩让她痛得像被灌肠一样。他踢的第一脚就像一发子弹，瞬间击中了母亲。她痛得摔下床，好不容易才爬回床上，尖叫连连。当时我们的父母租住在别人家里。房东太太应声赶来，发现情况紧急，来不及送母亲去医院，于是关上门，拿一块布包住母亲的双腿，对着母亲的私处拼命地吹气扇风。母亲就在她和父亲的床上生下了波贾。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那一天，她流了好多血，血甚至透过床垫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擦不掉的大污点。

他不让我们安生。那些日子，父亲几乎没工夫坐下来。我们从葬礼上回来不到两小时，他就宣布要去警察局打听搜寻波贾的最新进展。当时我们都坐在客厅里。不知为什么，我追着他跑了出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什么事，本？”他转身问道，食指上钩着一串钥匙。我注意到他裤子拉链没拉上，在回答前先指了指。“什么事？”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拉链，又问了一遍。

“我想和你一起去。”

他拉好拉链，凝视着我，好像我是挡在他前行道路上的可疑物体。也许他注意到，自从他返家以来，我一滴眼泪都没流过。警察局位于一条旧铁路旁边。那条铁路在绕了个圈后朝左通向一条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道路。警察局是个大院子，院子里的布遮阳篷下停着几辆警车，车身是黑色的——尼日利亚警方的颜色。遮阳篷的立柱固定在插进水泥地面的铁管里。几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男人在一个破旧的遮阳篷下大声争论，警官们只听不说。我们一路走向接待处。接待处巨大的木栅栏后面坐着一位警官——他一定是坐在高脚凳上。父亲问他能否见到副局长。

“你能自报家门吗，先生？”那个警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边说话边打哈欠，“先生”一词被拉得很长，像挽歌的尾声。

“我是詹姆斯·阿格伍，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员工。”父亲说。

父亲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红色身份证给他看。那个警官仔细审视了一番，脸先是拧成一团，然后和颜悦色起来。递回身份证的时候，他脸上已经挂起了大大的笑容，还用一只手揉太阳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