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逆流而上（第4/14页）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那个春天乃是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跟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周年结合起来，有全国性的庆典。电视上有一个特别节目，而大山，那个说中文的加拿大人，说着笑话，介绍带出了北京校园里的舞台秀。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源于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这条约给予中国的奖赏是，把德国前殖民地如青岛给日本——这不公平事件自然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扩大开来，包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抗议，同时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学习；“科学”与“民主”是它的关键词。

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这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修改历史的例子。的确，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共产党员，或者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把他们的理想跟当今共产党的态度联系到一起，是一个歪曲。其结果是，电视特别节目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混合体：共产党的官员对当年学生运动者的回忆表示赞赏；演说鼓吹“科学”与“民主”；而北京大学骄傲地纪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时却有技巧地回避谈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说着他的老笑话。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这事件占据了电视节目。

涪陵师专也参与了这次庆典，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来庆周年。预演在各个系举行，而胜出者会在学校的礼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个文学班准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场戏，而另一个班则改编了凯特卓别林的“德塞利的宝宝”。琳达饰演德塞利，而莫金钱出演冷血无情的阿曼达；我帮助他们联系，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组一起。

亚当的西班牙班则选了“唐吉珂德”。那是个小班——总共不到十二个学生——而它里面包括了最为活跃的三年级的男孩。他们就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点设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江东区的一家米粉店老板，他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雷锋的故事，那个工人烈士，他对毛主席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成了一位宣传英雄，从1963年至今。雷锋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平凡人的礼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名声或其他世俗的欲望从不表示兴趣，他倾向于默默无名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车时撞到一根晒衣杆，砸到雷锋的头上，砸死了他（那个司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党）。

改革开放减弱了雷锋精神，虽然还有一些旧日回音。在涪陵的证券营业厅旁，有一栋建筑，上面原来的宣传口号，虽然早已不见了，然而日久天长的痕迹还能清楚显示：“学习雷锋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锋月，虽然多数当地人只会笑笑，如果你向他们提到这已经过时的传统。但学校依然对此态度认真，给学生们布置强制性的工作，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在我的第二年里，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干部带领清洁江东区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内容是学校官员和学生把灰尘扫到街的另一边。

江东区的清洁工作花了十分钟，而亚当与我从学生之家米粉店那边观看着。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吃着四川风格的意粉，喝着当地啤酒。我们有两个学生跑来，请求我们参与到志愿活动里，这样就能拍到我们和干部一起劳动。当我们婉拒时，学生看起来很失望。

“我们在吃中饭，”亚当说，喝了口啤酒。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做志愿者工作了，”我说。“我们是和平队志愿者。”

这个场面不太符合和平队的手册，然而让我们对雷锋精神作出严肃认真的回应，是不可能的。五四的周年庆也基本如此，一次对理想主义不知羞耻的人为操纵，或许，这些就是西班牙语班的“唐吉珂德”诞生的原因。但到了最后，无法清晰讲出这出戏到底来自何方，因为亚当给了同学们一个基本前提——唐吉珂德是江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他仰慕雷锋——在此之后，就由同学们接手了，他们写台词，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