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老师（第2/3页）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

孔铭的早年生活，全都发生在丰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现在大约有三万居民。从他童年的家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从那条路到丰都，坐车大约要三个小时，是以孔铭直到十四岁才第一次看见丰都城。他帮他的叔叔种田，他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国，几乎所有像孔老师这样靠自己爬升的人，都会充满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许是傲慢，但中国特色就是，这种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从不去强调过去的困难，因为他知道，情况也许会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的麻烦，”他说，当我问到政治问题时。“我们很穷。在地主之后，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贫农。我们是非常的穷——当你穷成这样的时候，你对文化革命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杀人，或者犯别的罪，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家里没人受到迫害。

“我记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里的集会，在1974，1975年。当然，我不是真的理解，当时我在上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带一个地主，或者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来——通常是一些想卖柴火和蔬菜的人——他们就开个会来批判他。他会这样站着。”

孔老师展示了：两脚并拢，腰略弯，低下头来，下巴顶着胸。他一动不动站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继续讲故事。

“他们不再搞坐飞机了。多数就是那么站着，如果他们的头不够低，人们就会逼他低下去。我记得村里有一个老人，他曾经是地主。在集会上，他们让他那样站几个小时，低着头。他会把头转向一边，这样会舒服些，最后，在集会结束，他的头就一直那样了。即便在文革结束后，他会走在村子里，头斜向一边。”

孔老师还站着，现在他把头斜向左边，在屋里走着。他又笑起来，摇摇头。

“当你还小的时候，那种事看起来很兴奋。当然它对孩子有影响——在你小时候看到那样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你的想法。在那时我们觉得好玩。在聚会上，他们会批判一个同学的父亲，然后我们都会取笑那个孩子：‘你爸爸是个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不懂那是什么，但我们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