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老板（第2/3页）

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

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江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

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

“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

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

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

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江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

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