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夏天（第3/14页）

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辆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儿，长城从沙漠里穿过。游客们极少来看这儿的长城，因为它没被修复过，而陕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导游书中没有提及长城，但我有份地图上，清楚标出了这处遗址。

的士车把我带到了一处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处，那儿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终止，而是沙漠的开始。从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视野延伸出几英里之外。偶尔那贫瘠荒芜被一丝绿色所中断——一排树木，一块孤独的田地——然而绝大多数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无垠的发呆的天空。早上九点，太阳已经很热了。我望向那片空无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线，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里筑墙。即便这里没有蒙古人的威胁，光是这片土地那单调无聊的可怕，就足以让你要建点什么了。

墙在碉堡的东西向展开。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在甘肃北部的山岭之中。东向，遗迹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黄海的岸边。所有人都说这两处终点间的长度大概是超过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处正中；但这长墙未被完全测量过，没有人知道其实际的长度。我站在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热浪，我决定走向海洋。我系紧了我的鞋子，沿着遗迹东行。

大多数的墙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风沙侵蚀了。每隔两百码，我会经过一处烽火台的遗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烧的太阳下一无所用。我沿着墙，穿过了一家砖瓦厂，然后墙蜿蜒越过了一处灌溉沟渠，又穿过一块玉米田。接着，一个沙聚的山丘吞没了土梁，我只得绕过，直到看见了远处下一个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种植的杨树林，树木很瘦小，在陕西的太阳下显得非常脆弱。长城下沉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独地往远处延伸。

这是一片残败的，拼凑的景观，而在沙丘与死寂的棕色地平线面前，绿色的玉米田与杨树林背后的辛勤劳作看上去也将只是浪费而已。同样的，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而这东西的规模——它小得那么可怜，大得那么惊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又能延伸千里——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可以走得多远。[1]

尽管长墙失败了，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比如孤立主义，比如顽固不化。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爱我中华”是一首可怜的，让人腻烦的歌，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那歌曲的结尾时，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每次我看时，我都想：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

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

但就像感恩节一样，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一种敬意，由此看来，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同样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它们总会存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