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峡大坝（第3/7页）

大坝还威胁到野生动物：西伯利亚鹤，中华鲟，短吻鳄，白暨豚，还有172种其他鱼类。承担着中国80%的水路运输，长江的发展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江中现有的白暨豚已经不超过100只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五种淡水豚品种之一，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已逐步适应了长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几乎是盲了，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声波导航系统。但今天江上布满了船只，而其引擎声音逐年越来越响，那些淡水豚，因进化而失聪，为技术而失听，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危险，寻找配偶。万吨货轮可能就将是他们的终结。

在中国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大坝项目以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观点始终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孙中山提出的，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严肃考虑过此事。对独裁者来说，这项目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魅力，即务实又宏伟——一种将一个穷国现代化的方式，同时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个现代化的基建项目，其规模可比长城与大运河。毛的工程师在1955年完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评述，如若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话，工程可能早已启动。

但这儿也总有反对者的声音。即便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和总理李鹏接近了大坝工程的实际启动前，大坝工程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接受的，而批评的声音很是不少；许多专家相信，建设一系列的小水坝，在长江与其支流上，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回避了风险。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终于，政府厌倦了这种民主形式，开始消音。如果中国的领导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它就将建起来，不管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困难会被放在心上——什么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灭绝的生物，失地的农民。专家的意见也被忽视掉，就好象过去那些年里一样：当毛泽东在1950和1960年代鼓励高出生率；当大跃进被启动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只需决定，而不是讨论。没有理由因噎废食。

但有些批评的声音不肯自动放弃。戴清，一个中国记者，他是对项目批评最多的一个反对者，在监狱里呆了十个月，在他于1989年出版一本书谴责大坝后。在1992年，李鹏推动人大在项目上做了最后一次投票，它照例通过了。这没什么出奇的——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的大会而已——但还是有强烈反对的迹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

这些计划和抱怨让推进大坝工程的的人们很是不爽。七十岁的首席工程师魏庭成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发展大坝上，他对那些考古学家建议中的“宫殿”很是不屑。“告诉你实话”，他在1996年对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才不会去欣赏那些文物古迹，只有专家才会去那些博物馆。”

这话说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在美国，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自然与人类，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而另一个，总是直直瞄准——进步，发展，控制，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而我感觉到，在长江上，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

但这是一种不乏诗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数人消受不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访问白鹤梁，而且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怎么担忧。在石梁上，经常除了我之外别无一个游客，唯一见到大批游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节，当时我为自己的书来这里做一个研究。涪陵的大多数人难以辨认铭文——字乃是繁体而非解放后的简体，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随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二十世纪文学改良前的那种。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经常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历史，无需那么麻烦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只需随便晃到乡下，就会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