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跑步（第9/14页）

这就是和平队典型的预演方式：先告诉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为了展现赳赳气概而毫无意义的狂喝滥饮，然后亚当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队在该省最偏远的角落。在我们的欢迎晚宴上，当我们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时，我们两人一刻都没犹豫。我们的培训反复强调说，在涪陵这儿做一个男人呢，毫不犹豫是如何的关键，而且，就我们的考虑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跑这么远到这儿不是为了做外国人的。我们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有两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复杂的组织方式。教员们一开始对待我们很宽松，显然和平队给所有的学校都发了严正警告，要他们负责任。但后来我的同事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和我们的一样：和平队远着呢。喝酒的压力在稳步推进，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英文系里有一个关于酒量的排名表。这不是一个真写出来的表单，然而它又是彻底公开，被接受的。你问随便哪一个教师他的酒量和系里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确回答你。张书记是头牌，接着是艾伯特，然后是傅主任，如此类推，直到赛老师，他的量级太轻，以至于酒局中，人们轻蔑称呼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就成了英文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我的排名第二；张书记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实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为在亚洲，许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适应酒精，这是很普遍的。这也是当地的饮酒模式如此疯狂，而后果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多数人的基因就决定他无法成为酒鬼。每周他们会有一两次喝得很厉害，然而很容易就喝伤了，没法一天天持续地喝。这只是种仪式，并非习惯。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开始前，亚当与我被护送到英文系的办公室，会见当晚的主人，主持人。两个男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面带微笑。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个高俊朗，另一个乃是六十来岁的矮个老人。高个男人穿一件新毛衣，从他自我表现的方式来看，很显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个干部。同样很明显，他们来这儿是有求于我们，因为是他们赞助了饭局。赛老师和傅主任现场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说。“王先生1977年来到师专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但那时候英语并不很受欢迎。是以他成了一个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很感兴趣。”

亚当和我跟王老师握手。赛老师看似忘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显然他习惯了在大男人的阴影之中。

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

“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

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

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

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

“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