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混沌的西部（第3/9页）

“我们必须重拍那一幕。”何平说。

“你骑得太快了。”其中一个演员说。

“是你骑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驳道。

姜文踱着方步，从屏幕前走开了。他带着头盔、臂铠，还穿着到膝的马靴。皮质的护肩罩上是条状的铠甲。他的一只手里抓着条皮鞭，脸色看起来就像火山随时要爆发了一样。他转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给我根烟！”

那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烟的牌子叫“雪莲”，包装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说。“这是什么烟？”

“这是当地的牌子。”

姜文瞪着那包烟看，最后终于抽出了一根。他飞快地转身走开了，嘴里喃喃自语。他点燃了那根雪莲牌香烟，把它塞到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在电影里，巩俐的角色拒绝了姜文扮演的农民的追求。这男人不屈不饶，又回到了女人的酿酒厂里，女人和她的员工站在那儿，一片难堪的寂静。姜文挑衅地看着他们，随时准备打斗的样子。最后，他转过身去，往一个个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装着正在发酵的酒。接着他就把巩俐抱起，举到髋部，大步走进了卧室。整个片断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结果成了酒厂有史以来味道最好的酒。巩俐的角色生了个男孩。《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游行被镇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也没有限制了这个以后的演艺生涯。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发生：中国的改变太快，许多艺术家一夜成名，却昙花一现，随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溥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警察，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像很多电影一样，它的内容影射了一些别的影片，但它们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范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重演了苏维埃宣传片里的场景——例如《列宁在1918》。而好莱坞看起来还是遥远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长时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