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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样，从国营媒体、网络和人们口中的流言里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种信息，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时，人们的疑问就和意见一样多。

人们起初的反应一般都是愤怒而明确的，特别是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时候；但如果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和他们讨论，就能听出他们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感……

在此次关于撞机的舌战结束后，我把两篇报道都看了一遍，决定不再写报纸的新闻报道了。

作为一个日报记者，我的表现总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惧怕截稿时间的到来；我没能打点好关系。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我的报道里引用每个人的话：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小姐、朋友；而一个好的记者就不会这么做。我在各种餐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我逃避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不喜欢打电话——对一个新手记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恐惧症。我尤其讨厌的是深夜里还要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美国的学者，好让我引用他们的话，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评论几句。我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觉。

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

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

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300或400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

即使我会以某种方式成了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假设我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打点好了真正的人脉关系，还学会了爱上电话；但我还是对新闻报道的形式深表怀疑。我不喜欢那种第三者的表达：两个记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笔下的报道却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种客观而权威的口吻——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也不会解释他们做新闻报道的方法。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雇了翻译或“线人”，线人就是他们的助手，帮忙追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这些为报道做出贡献的人却极少会在报道里提到。即使你是独自工作，你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反应，但在一篇第三人称陈述的报道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

我更有耐心去写报纸的专栏，专栏报道比较详细。我为《波士顿环球杂志》写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杂志给了那个报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长篇的专栏，也会被美国新闻业的一些特定价值观所限制，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海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在涪陵做老师时，我就看到这一类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学生们用一本叫《美国调查》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是关于“社会问题”的：

1981年，加州大学校园里的抢劫率和强奸率增加了150%。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名女学生独自在教室自习时，一名歹徒持猎刀强奸了她，并抢去了她身上的财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一名足球教练在校园里被一个持枪的人抢劫。据说，在南卡莱罗纳州大学，一伙流氓专以女学生、女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妻子为强奸目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很难拿着这么一本教科书上课。书里的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南卡莱罗纳州有一些流氓；不过对于一个偏远小城的学生，这种信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起点。这些学生需要的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非一些琐碎的细节；一堆零碎的事实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

那本教科书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录自美国的报纸，而记者传达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目的的。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