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运动会（第2/8页）

对于每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这句话倒过来说似乎才是真实情况：奥运会——或至少是举办奥运会这个主意，控制了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都被调动起来清扫街道，而政府则开始展开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计划。这个计划里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们把公路的护栏涂成了白色，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草染成了绿色。他们把属于古代世界的颜色泼洒在美丽新世界的住宅区里。就在考察团到达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区就像经过了意大利调色板的洗礼：鲜亮的绿色，夺目的红褐色，柔和的淡蓝色。在工人体育场路上，一栋栋旧楼本来都是苏维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却呈现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栋矮矮的六层住宅楼，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红色中。楼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却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喜好数据，据其公布，他们已经油漆翻新了142栋桥，5,560座楼，11,505面墙，翻新的总面积达到了两千六百万平方米。他们油漆的面积比整个新泽西州还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连空气都是可以被清洁干净的——至少是在短期内变干净。我有个朋友工作的写字楼管理处贴出了一张欢乐的告示：

由于下周奥委会考察团的代表来到北京参观，三环路周围的一些楼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减少烟尘的排放。因此，请你下周来上班时，记得穿多几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车的头一个小时里，杨司机不时停车和别人交谈，其中包括两个其他的司机，六个路人，两个警察；他还用手机问讯，拿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奥申委的电话一直占线，于是他又打电话给出租车通讯电台，问那些接线员是知不知道任何奥运会场馆的选址。人们说场馆在北面，但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地址。杨司机叫我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来却担心得不行。车走到沙河时，已经往北走了20英里，杨司机问能不能停一停车，他想要抽根烟。有两个警察刚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掉头，往市郊一个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车里抽烟啊。”我说。

“抽烟会让车里面有股难闻的味道。”他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家炼煤厂附近停了下来，杨司机一边往尘土中撒尿，一边抽着北京牌的烟。之后他看起来稍平静了一些。路的那头，有一个褪色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加强公路管理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儿没有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旗子，风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们吹到了马路的对面。杨司机走向他的出租车，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他说。

“当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脱下了那双驾驶用的手套，我们闲聊起来。30年前，杨司机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内蒙古服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屯，我们经过了一家麦当劳，一家大力水手专卖店，还有一家罗杰斯烧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慧忠路交界，有两个警察正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罚单。杨司机停了车，在警察还没来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飞快地说了一堆话。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的事情。”他宣布。“我们正在找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一个警察本来正在写罚单，但现在他的笔僵在了半空中。被开罚单的司机满怀期待的抬起了头。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尼龙夹克；写罚单的警察则是个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编号是007786。太阳像一个黯淡的红色薄饼，低低地挂在空中。感觉就像是一幅画里的场景，每个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为把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细节上：轻轻的一笔，承载着整个世界的意义。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那个警察展开了笑容。

“请你稍等一会儿。”他说。他朝着他的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再次朝对讲机呼叫：“我们这儿来了个美国记者，他正在写关于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事情，他想要参观大屯的奥运会选址！”

停了一会儿，警察抬起头来：“他们正在打电话叫我的上级。”

每个人都在等待。被开罚单的司机建议我们往西开过几条街，他说那儿清空了一片地，准备建奥运会的场馆。警察叫他闭嘴。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串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