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淀粉（第3/7页）

这篇报道多尔·奥利弗公司付给我900美金。我的摄影师朋友马可·梁的酬劳是1000美金，公司付给他更多钱的原因是他承诺说可以拍到刊物封面的照片。我们动身前一晚，多尔·奥利弗公司寄给我另一篇内部刊物的样稿，让我作参考。那篇文章是用简单的“特别英语”写成的，它的开头是这样：“没有什么原料能像淀粉一样，用途如此广泛。”往下的内容就是说从唇膏到纸张到干粉，所有东西都要用到淀粉。每一年，全球的淀粉产量一共是5千5百万至6千万之间。大量的淀粉用于提取糖分，这个传统是从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英国人切断了法国进口糖的途径，法国人不得不从淀粉中提取糖分。也许你要说法国人输了那几场战争，但他们可从淀粉上尝到了甜头。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像‘汉堡王’这样的快餐店会用淀粉让薯条变得更脆。”

我很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可乘飞机前往满洲。

从长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会看见一堆堆黄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这个城市是满洲国的首都，满洲国是日本人入侵中国以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在长春的市中心，还有一座宫殿，是日本人为前清的皇帝溥仪所建造的。日本人让溥仪做满洲国的首脑，这首脑有名无实，就是个“假的皇上”。游客可以去参观伪满洲国皇上的宫殿，但我和马可都没有时间去了。此次采访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们必须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刚到长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龙和大成这两家工厂我们没法都去参观，尽管我原来的任务就是要报道这两家工厂的事情，并且写一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帮助中国制造更多的淀粉。有个负责人告诉我，要我换一个主题写好了；我们是不能去黄龙的。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大成，马上就发现它是同时从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购买离心机。威斯伐尼亚是德国公司，也是多尔·奥利弗的竞争对手。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摆在一块儿，同时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给马可照相出了难题。他必须要调整好镜头的角度，把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照下来，而背景里不能出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是米黄色的，多尔·奥利弗的是蓝色。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两家公司的机器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工厂里弥漫着一股麦芽的味道。工人们穿着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星。

马可照相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负责人安排的工人。我们坐在这个会议室里，我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有什么不同。

“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威斯伐尼亚的机器从顶部。”他回答。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问他生产质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一样，”他说：“但威斯伐尼亚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尔·奥利弗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的主要协调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他正在用手机通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觉得威斯伐尼亚的机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个工人耸耸肩说。他今年25岁，一头短短的黑发，胡子浓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点太复杂了，”他说：“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工作时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尔·奥利弗的机器。”

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宣传内容。我有些担心，如果王先生现在关掉了手机，这个工人会不会遭殃。我换了个话题，和工人谈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厂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工人还说起了他十个月大的女儿，与刚才说到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的时候相比，他此刻热情得多。他说女儿应该快要学会走路了。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这个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当时的名字叫做“地方工业技术学院”，最初的科研目标是研究如何从甜菜里提炼糖分。然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变革不断，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龙绳的生产问题。然后“文革”就来了，像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五年多。对于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郭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明确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参与尼龙绳的产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