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断桥（第3/8页）

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

“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

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

“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

“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做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四角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